1949年10月，上海刚解放那会儿，市长陈毅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特别“不懂事”的信。
这时候大家都忙着抓特务、稳物价，这封信却是一个自称“农妇”的人写来要饭吃的。
她说自己快饿死了，身后还有几百个大老爷们等着张嘴。
按理说，这种信要么是捣乱，要么是帮派敲竹杠。
可当陈毅看到落款那个名字时，这位平时嘻嘻哈哈的元帅，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半天没说话。
那个名字写着——凌维诚。
这名字听着是不是有点陌生？
但要说起她老公，那绝对是震天响的人物——谢晋元。
没错，就是1937年淞沪会战，带着“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那位团长。
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堂堂抗日英雄的遗孀，还是国民党追授的少将夫人，怎么混到要跟共产党市长“乞讨”的地步？
这事儿吧，往深了挖，全是带血的玻璃渣。
咱得把日历翻回到1937年。
教科书里都说四行仓库打得壮烈，那是真壮烈。
但打完之后呢？
那是真憋屈。
当时谢晋元接到的死命令是“玉碎”，可这仗打得太漂亮，西方列强为了自己在租界的利益，怕日本人发疯误伤他们，就逼着国民党政府下令停火。
南京那边软骨头病发作，立马让谢晋元撤进公共租界。
这一撤，就是地狱的开始。
战士们以为是去休整，结果英国佬转脸不认人，缴了他们的枪，把这几百号血性汉子扔进了一个叫“孤军营”的地方。
这地方跟监狱没两样，四周全是铁丝网，门口是白俄兵看着。
这一关就是整整四年。
你想想，在战场上没怕过谁的英雄，被当成猴子一样关在笼子里，那是啥滋味？
谢晋元在日记里骂得那叫一个惨，英雄不怕死在冲锋的路上，就怕死在憋屈的角落里。
更黑的事还在后头。
1941年，汪伪政权那帮汉奸想招降谢晋元，被谢团长骂了个狗血淋头。
结果这帮人玩阴的，收买了几个兵痞叛徒，在早操时候用匕首把谢晋元给刺杀了。
一代名将，没死在鬼子的飞机大炮下，死在了自己人手里，你说冤不冤？
谢晋元这一走，天就塌到了凌维诚肩膀上。
她原本是上海滩穿旗袍、弹钢琴的富家小姐，为了这群没了娘的“孤军”，硬是脱了高跟鞋换上布鞋，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还得管这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冲进租界，剩下的战士命运更惨，有的被拉去新几内亚当苦力，有的死在了做劳工的路上。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幸存的一百多号人衣衫褴褛回到上海，以为这下总该“天亮了”吧？
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们一耳光。
凌维诚带着这帮老兵去找国民党当局，想着怎么也得有个抚恤安置吧？
结果呢，当时那帮“接收大员”正忙着搞“五子登科”——抢金子、抢房子、抢车子、抢女子、抢票子。
谁有空搭理这帮没枪没炮的“累赘”？
那些高官甚至还要把这群老兵遣散回乡，理由冠冕堂皇：“国家困难，以后再说。”
这就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卸磨杀驴都没这么快的。
为了让这群曾经拼命护国的兄弟活下去，凌维诚把家底都卖光了，最后甚至带着孩子在街头摆摊卖鸡蛋、糊火柴盒。
你能想象吗？
当年在四行仓库那是何等威风的机枪手，最后只能在上海码头扛大包，或者在马路牙子上要饭。
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四年。
直到1949年，上海变天了。
凌维诚是在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给陈毅写了那封信。
她心里其实直打鼓：谢晋元是国民党的将军，这帮兵是“国军”，共产党能管吗？
不抓起来算账就不错了吧？
陈毅看完信后的反应，直接给那个时代定了个调。
他没有推诿，也没有打官腔，直接拍板：“谢晋元是抗日英雄，他的部下是为民族流过血的。
不管他们以前穿什么颜色的军装，只要是打过鬼子的，人民政府就得管！”
陈毅不仅特批了一笔粮款救急，还给凌维诚安排了住房。
更绝的是，上海市政府给这些幸存的老兵逐个解决了工作问题——身体好的去了交通队、消防队，有技术的进了工厂，岁数大的给发养老金。
他们没想到，把自己当垃圾扔掉的是曾经效忠的“老长官”，而给他们做人尊严的，却是当年的“对手”。
这事儿说白了，不仅是给口饭吃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良心”的选择题。
国民党把人当耗材，用完就扔；新中国把人当“脊梁”，哪怕沾着灰也得捧起来。
陈毅这一手，不仅仅是救了几百个人，更是把在这个民族心头被撕裂的口子，慢慢给缝上了。
后来，谢晋元的墓被重新修缮，四行仓库也成了纪念地。
那个为了几百个兄弟低头求人的“农妇”凌维诚，后半辈子过得很安稳，直到1991年去世。
历史这东西，有时候特别讽刺，它会让英雄蒙上一层灰；但历史有时候也特别公平，因为它总会借着新时代的手，把颠倒的黑白再给颠倒回来。
那封信，就是最好的证据。
1991年1月，凌维诚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走得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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