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的大官，人们总先想到李鸿章、曾国藩，或是后来的袁世凯。要说谁能在清末政坛稳坐27年，从主管外事、海军到当上内阁总理大臣，除了慈禧跟前的“红人”庆亲王奕劻，没有第二个人。这人本事不算大，名声更是烂得透顶，却成了实打实的“常青树”，不是因为他会治国，是因为他太会“讨喜”，太会“捞钱”，最后把大清最后一点生机，全耗在了饭局、牌局和钱袋子里。
奕劻是乾隆皇帝的曾孙，论辈分是光绪帝的叔祖，算正经宗室。早年的奕劻没什么出息，没读过多少书，连字都写得歪歪扭扭，道光、咸丰年间一直没得到重用。
直到同治朝，他找对了“靠山”，慈禧的弟弟桂祥，也就是隆裕太后的亲爹。奕劻天天往桂祥家跑，帮着办红白事，陪桂祥喝酒打牌，把这位“国舅爷”哄得舒舒服服。桂祥在慈禧跟前多说好话，奕劻才算慢慢熬出了头。他这“钻营”的本事，打一开始就刻在骨子里。
到了1884年，慈禧搞掉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要找个“听话”的宗室补位，奕劻因为“贴心”被选中，从此踏入权力核心。那会儿的大清，早已不是“康乾盛世”，外有列强盯着，内有教案、灾荒不断，奕劻心里想的，从来不是怎么替朝廷分忧，而是怎么把“权力”变现，怎么让慈禧一直待见自己。
他的业余生活，就围着三件事转：吃饭、打牌、挣钱，比上班还上心。 先说吃饭。庆亲王府里，一年到头就没断过宴席，主题十有八九是“过生日”。
有人可能会问，哪来那么多生日？这就得提晚清权贵的“标配”，妻妾成群。奕劻光正式娶的老婆就有六个，儿子女儿加起来十几个，再加上孙子孙女、亲戚晚辈，一年365天，几乎天天有人过生日。
他办生日宴，名义上是“家宴”，实则是“收礼大会”。下属想求官，商人想拿项目，都得趁这时候送厚礼。绸缎、字画是基础，真金白银才管用。有记载说，他过60岁生日那年，光收到的白银就有上百万两，还不算那些古玩、房产。
除了自家办宴，奕劻还得天天“跑场子”。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不管是军机大臣的儿子，还是督抚的小妾过生日，都得请他。他要是不去，人家会觉得“不给面子”，以后办事就难了。
有时候一天赶三四个饭局，从前门的“全聚德”吃到八大胡同的私人菜馆，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哪还有精神看奏折？有人劝他“少赴点宴，多管点事”，他还笑人家“不懂人情世故”。
在他眼里，饭局不是吃喝，是“维系关系”的本钱，比什么都重要。
饭局之外，奕劻最痴迷的就是打麻将。这玩意儿原本不是宫里的消遣，慈禧早年对麻将没兴趣，觉得是“民间俗物”。奕劻瞅准了慈禧晚年的心思，那会儿八国联军刚闹完，圆明园烧了，条约签了一堆，慈禧天天被烦心事缠着，正想找个法子解闷。奕劻就把麻将引进了宫，亲自教慈禧怎么搓牌、怎么算番，还特意编了几句“吉祥话”，比如摸到“红中”就说“祝老佛爷洪福齐天”，摸到“白板”就说“祝老佛爷清白天下”。
这还不够，奕劻知道“光教不陪”没用，又把自己的四姨太派进了宫。这位四姨太牌技烂得离谱，却有个“绝活”，会“输钱”。每次陪慈禧打牌，她都带着一沓银票，故意打错牌，把钱输给慈禧。慈禧赢了开心，身边的太监、宫女也能跟着沾光，四姨太会故意输给他们，这些人自然天天在慈禧跟前说奕劻的好。
有次慈禧跟人说：“奕劻心细，知道我闷得慌，找的人陪我玩都合我心意。”这哪是打麻将？分明是奕劻用“输钱”换官运，把慈禧的情绪拿捏得死死的。
要说奕劻最“厉害”的本事，还是理财，说白了就是“卖官”。
清朝官员的俸禄不高，正一品大臣一年才180两白银，奕劻的家产却富得流油，秘诀就是他家那间“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最出名的一单“生意”，发生在1907年。当时有个叫段芝贵的道员，相当于厅局级，想当黑龙江巡抚，相当于省部级。他知道奕劻的儿子载振好色，就从天津买了名角杨翠喜，送给载振当小妾，又给奕劻送了10万两白银。
没过多久，段芝贵就被任命为“黑龙江代理巡抚”。这事后来被御史赵启霖弹劾，闹得满城风雨，载振没办法辞了职，段芝贵也被革了职，奕劻却安然无恙。
慈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一句话，就把奕劻的罪给抹了。
奕劻的贪腐并非孤立，他与袁世凯的利益勾结是晚清官场的重要线索。袁世凯曾多次向奕劻行贿，比如1903年就送银十万两助力奕劻出任军机大臣，奕劻则投桃报李，始终力挺袁世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奕劻更是以“袁世凯能镇压革命”为由，不断劝说隆裕太后启用赋闲的袁世凯，最终让袁世凯重新掌握军政大权，而两人的利益纽带也在这一过程中愈发紧密，形成晚清官场“腐败集团相互绑定、架空皇权”的典型生态。
那奕劻到底贪了多少钱？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专门查过他的存款，最后披露：奕劻在英资汇丰银行存了712.5万英镑！这数搁现在吓人，搁当时更离谱。要知道，那会简·爱当家庭教师，一年30英镑就能过得体面；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才花了2000英镑。
更要命的是，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8000万两白银，712.5万英镑换算过来，差不多是4750万两，相当于大清半年的财政收入！
有人会想，这钱要是用在新建海军的舰船购置上，用在治理黄河的堤坝上，用在给老百姓减点税上，大清至于垮得那么快吗？
奕劻倒好，一分钱不存中国自己的银行，专门存外资银行。他心里门清，大清要是垮了，中国的银行保不住钱，外资银行在租界里，安全！这种“提前留后路”的心思，比谁都精。要是他晚生一百年，妥妥的“裸官”。
奕劻这样，下面的人自然有样学样。军机大臣那桐是他的铁哥们，俩人并称“庆那”，那桐的日记里写满了跟奕劻的“日常”：“赴庆王爷宅晚饭，饭后打牌，输银千两”“收某道台贺礼银五千两”。管铁路的梁士诒，把修路的钱挪去炒股票；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曹汝霖，借着签合同的机会中饱私囊。
整个晚清官场，就像一潭烂泥，大家都在忙着捞钱，没人管国家死活。当时的民间早已民不聊生，黄河连年决堤，灾民流离失所却得不到有效赈济；苛捐杂税层层加码，连普通农户都要缴纳“人头税”“亩捐”，不少人被逼得卖儿鬻女，但这些疾苦，根本传不到奕劻等人的耳中。
1911年6月，四川保路运动已经闹翻天了，老百姓扛着“保路同志会”的旗子游街，甚至跟清军冲突，不少民众在冲突中伤亡，奕劻却还在府里办生日宴。那天王府门口的马车排了半条街，戏班子唱着《霸王别姬》，他跟那桐、袁世凯等人坐在堂上喝酒，手里还把玩着新收的玉扳指。
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看到这一幕，仰天长叹：“釜水已沸，而鱼竟不知！”锅里的水都烧开了，鱼还在里面游得欢，这哪是在说鱼，是在说奕劻这群当官的，对亡国危机麻木到了极点。
没过多久，辛亥革命枪响，武昌城头的炮火，彻底打碎了大清的江山。奕劻一点不慌，揣着汇丰银行的存折，逃到了天津租界。
在租界里，他买了大宅子，雇了十几个佣人，照样天天饭局、牌局，把之前贪的钱花得舒舒服服。
1917年，奕劻病死在天津，享年79岁。
这时候，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才想起给奕劻加谥号。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定了个“密”字。
按古代谥法，“追补前过曰密”，意思是“你以前犯了错，现在补过吧”。可这会补过有什么用？江山没了，300年的大清没了，老百姓再也不信这个腐朽的朝廷了。
奕劻为何能在晚清官场“常青”？不是因为他有本事，是因为整个官僚体系已经烂了。慈禧知道他贪，却离不开他的“贴心”；御史弹劾他，却动不了他的根基。一个国家要是让这样的人掌权，要是当官的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百姓前面，那再厚的家底也经不住败。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像奕劻这样的官员。他们精明地经营着自己的前程，却糊涂地断送了国家的未来。他们每一个决策都在为自己谋利，每一步高升都在把王朝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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