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山东济南，刑场那边气氛压抑得很。
柱子上绑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眼瞅着就要挨千刀万剐。
这小伙名叫张皮绠，老家安徽亳州。
没进去之前，他就是个扔人堆里找不着的买卖人，平时倒腾点油，酿点酒，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过得挺安稳。
坏就坏在几天前，这哥们儿喝高了，跟酒肉朋友吹牛皮，说自己当年干过一桩把天捅了个窟窿的大事。
这就叫祸从口出，一句话把命搭进去了。
山东巡抚丁宝桢为了逮他，特意派人摸到安徽老家，在那儿蹲了好些日子。
为啥这么大阵仗？
因为这年轻人当年宰掉的那位，不光是世袭罔替的王爷，更是大清朝最后那点体面——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这一死，朝廷上下全乱了套，慈禧太后心疼得连着三天没上朝。
但这事儿，可不光是死个王爷那么简单。
当时的明白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随着那个身影在山东菏泽的麦地里倒下，大清朝手里最后一支真正听话的看家部队——八旗蒙古骑兵，算是彻底连渣都没剩下。
打这儿往后，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只能硬着头皮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带着湘军、淮军来撑场面。
从放羊娃混到帝国的顶梁柱，最后变成麦田里的一具无头尸首，僧格林沁这辈子，其实一直在算计两件事。
一件事是替朝廷算的，另一件是替自己算的。
咱把日历往回翻，翻到道光五年（1825）。
那会儿的僧格林沁，也就是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
虽说顶着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第二十六代孙的名头，可那都是老黄历了，家里早就不行了。
他爹布和德力格尔穷得叮当响，还得给大户人家放羊，得了个绰号叫“雅马台吉”，说白了就是放羊的穷光蛋贵族。
僧格林沁小时候，基本就是骑在马背上，跟羊群风沙打交道。
要是按正常路子走，他要么在草原上当一辈子喇嘛，要么接着放羊。
可道光皇帝突然插了一杠子，把这笔账给改了。
科尔沁左翼后旗的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死了，没留下后代。
道光帝急需找个听话还有血统的人，来维持满蒙联姻这盘大棋。
这简直就是咸鱼翻身。
朝廷在他身上那是下了血本，他也把这条命卖给了皇家。
咸丰三年（1853），这笔投资到了该见回头钱的时候。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林凤祥带着北伐军一路杀到了天津眼皮子底下，京城里头全慌了神。
这是僧格林沁这辈子最露脸的时候。
面对太平军里的猛将林凤祥和李开芳，僧格林沁没学胜保那个愣头青去硬碰硬，而是动了脑子，算了一笔“地利账”。
这地方西边挨着京杭大运河，僧格林沁瞅准了这个机会，决定扒开河堤放水。
水攻这招，阴是阴了点，可真管用。
咸丰五年（1855）正月，被大水泡着、没吃没喝的林凤祥突围被抓，押到北京千刀万剐。
没过几个月，僧格林沁故技重施，在山东聊城冯官屯修炮台、引河水，逼得另一位悍将李开芳诈降被抓，下场也是一样，凌迟处死。
这一仗打完，僧格林沁的名声响彻天下，封了博多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
坊间都传“南边有曾国藩，北边有僧格林沁”，他成了大清北方的一根定海神针。
这会儿的他，觉着大清的气数，就像他手里的马刀一样，还锋利着呢。
可偏偏，世道变了。
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闹到了节骨眼上。
英法联军又杀回来了。
一年前，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干沉干伤了洋人十艘船，那是晚清对外打仗少有的大胜仗。
那次赢了，可能让他有了种错觉：洋鬼子也不是打不跑的。
谁知道这次，英法联军不走水路，改从北塘登陆，水陆两头夹击。
大沽口丢了，天津也没守住，联军眼瞅着就逼到了北京城下。
僧格林沁手里攥着三万蒙古骑兵，他决定在通州八里桥，跟洋人碰一碰。
这是一场跨越时代的死磕。
一边是挥着马刀、不怕死的蒙古骑兵，一边是端着来福枪、拖着大炮的近代部队。
僧格林沁带头冲锋，骑兵跟潮水似的往上涌。
要是放在冷兵器时代，这股子狠劲儿足以横扫千军。
可在密密麻麻的排枪和炮弹跟前，这就是送死。
战马一匹接一匹倒下，骑兵一茬接一茬地没命。
最后的伤亡数字看了让人头皮发麻：清军死伤两千多，英法联军那边才伤亡五十二个人。
这笔账，算是赔得连底裤都没了。
八里桥惨败，咸丰帝跑到热河避难，圆明园被一把火烧了。
僧格林沁被拔了三眼花翎，爵位也撸了。
虽说后来因为要打捻军又把王爵还给他了，但这根“国之柱石”，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火，更憋着一口气。
他太想赢一把了，好把八里桥丢的脸捡回来。
正是这种急得火烧眉毛的心态，把他推上了绝路。
同治四年（1865），僧格林沁碰上的对手，是捻军。
这帮人跟太平军不一样。
说白了，就是给每个兵配两匹马。
这下麻烦大了。
僧格林沁最引以为豪的蒙古骑兵，跑起来竟然占不到便宜。
捻军换着马骑，跑得飞快，不光能跑，还学会了兜圈子，然后杀个回马枪。
僧格林沁跟疯了似的在后面追。
从河南追到山东，几个月功夫，跑了三四千里地。
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按理说，敌人跑得快，你就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可僧格林沁等不起，他的傲气也不让他等。
他带着队伍日夜赶路，甚至把好几万步兵大部队远远甩在后头，身边就剩下几千骑兵跟着。
人困马乏，已经是强弩之末。
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追到了山东菏泽高楼寨。
这是一个早就挖好的大坑。
张宗禹利用地形埋伏好人马，派小股部队去诱敌。
想赢想疯了的僧格林沁虽说打了一辈子仗，这会儿早被怒火冲昏了头，一头就扎了进去。
天黑下来，捻军收网了。
僧格林沁退到一个叫“葭密寨”的荒村子。
突围的时候，捻军的长枪跟树林子似的扎过来。
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风八面的亲王受了重伤，从马上栽到了麦地里。
打扫战场的捻军小兵张皮绠看见了他。
瞅着眼前这人穿着黄马褂，张皮绠认定是个大官，“这肯定是当官的头头”，一刀下去。
一代亲王，就这么完了。
僧格林沁这一死，对清廷意味着什么？
面上看，是少了个能打仗的王爷。
实际上，是清廷把自己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给丢了。
僧格林沁带的，是清廷最后的嫡系老本。
他活着，汉人督抚们心里多少还得掂量掂量，朝廷手里还有张底牌。
他一死，这张底牌没了。
朝廷没辙，只能转过头去倚重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
这些汉人武装虽说名义上是清军，其实只听当官的个人的话，“兵为将有”的局面从这儿开始，再也回不去了。
好多年后，丁宝桢抓到了张皮绠，把他千刀万剐，算是给僧格林沁报了仇。
但这又能顶什么用呢？
从僧格林沁倒在菏泽麦田的那一刻起，大清王朝的掘墓人——那些手握重兵的汉人军阀，已经把铁锹拿起来了。
回头看看僧格林沁这一辈子，成也是因为血统，败也是因为血统。
他靠着黄金家族的血统，拿到了清廷毫无保留的信任和资源；可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信任，逼得他必须时刻护着旧时代的脸面，哪怕是用马刀去硬扛洋枪，用累得半死的队伍去硬磕流动作战。
八里桥那次冲锋，和最后高楼寨的追击，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他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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