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前门火车站雾气未散，站台上却早已挤满迎候的人。车门一开，一位头发花白、神情刚毅的学者走下车梯，他就是刚刚辗转半年归来的李四光。众目睽睽之下，郭沫若、竺可桢等人快步迎上，李济深伸手相扶，气氛热烈而克制。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的轿车从新华门驶出，他想第一时间了解李四光此行的健康状况和工作设想。谁能料到，一年后，两人相见的气氛将完全不同——地点在八宝山，场合是追悼会。
李四光的回国并非坦途。时间回拨到1948年，他以“参加伦敦国际地质大会”为由离开重庆，随身只有护照、几本专业书以及五英镑旅行支票。国民党驻英使馆察觉异动后欲扣留，他拎着手提包，绕道法国、瑞士，最后隐匿于意大利小城。同行的夫人许淑彬带着大件行李负责打掩护，两人通信靠暗语，内容外人完全看不懂。那段经历，李四光曾淡淡一句：“路远，心不远。”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步步惊心。
周恩来始终关注这位老朋友的行踪。1949年冬，周恩来给驻布拉格新华社记者发电：“如遇李四光，即予接应，务求安全。”电文寥寥，却显露当时中央对科技人才的急切期待。为了让李四光安心北上，叶剑英在香港布下两道护送线，一条走澳门珠海水路，一条走广深铁路。最终，李四光选择铁路，因为“方便把仪器样本带回内地”。旁人笑他执拗，他却自有考量。
到京后，新政府迫切需要重建能源版图，地质调查是基础工程。李四光走马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地质力学所所长，日程排得满到凌晨两点。毛泽东两次约谈，询问石油与煤田勘探方案，他回答得简洁而肯定：“中国有油，而且不止在大庆。”1960年代初，他带队钻进风雪覆盖的松嫩平原，耳朵生冻疮，依旧拿放大镜辨岩屑。有人劝他休息，他挥手：“多打一口井，国家就多一份底气。”语气平和，却不容辩驳。
高强度工作加速了病情。1971年4月28日晚，病榻旁灯光昏黄，他对女儿李林说出最后的惦念：“地热已有人接棒，地震预测还差临门一脚。”短短一句，比任何托付都沉重。次日清晨，李四光离世。讣告拟定，追悼会定于5月3日，地点八宝山小礼堂。
追悼会当天，外场人山人海，礼堂内却显紧张——筹备组没准备悼词。原因听来简单：中央曾传达“今后追悼会一般不宣读悼词”。工作人员自以为周总理知情，便按章行事。直到郭沫若走向话筒，准备开场，周恩来突然快步上前，神情凝重：“我们没有写悼词。”短短十个字，让会场瞬间安静，郭沫若愣在原地。
就在外人一头雾水时，周恩来掏出一封信——那是李林清晨递交的家书。他转身询问：“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李林站起答：“在！”对话声不高，却足以让墙外的人群听见。随后周恩来宣布：“经同意，这封信就是悼词。”他展开信纸，逐句朗读。当读到“只要再给父亲半年，他一定能在地震预报上有所突破”时，周恩来停顿片刻，抬头望向礼堂屋顶，好像怕情绪溢出。读毕，他把信折好放入口袋，再无多言。
礼堂门口留有狭长过道，周恩来走至门槛处，高声询问：“搞地质的同志们，听见了吗？”外面回应如潮：“听见了！”他紧接一句：“李四光的任务，现在交给大家。”话落，现场无掌声，也无哭泣，只有细碎的脚步声回荡——很多年轻地质队员转身走向工地，没再停留。
追悼会结束，周恩来握住许淑彬的手，低声嘱托：“许大姐，身体要紧，研究所还需要您关照。”许淑彬点头，没有哽咽。两年后，她因病去世时，李四光旧部从新疆、青海、内蒙古赶来送行，车票是硬座，行李是行军包。有人在吊唁簿写下“未竟之业，当自力承担”，笔迹稚嫩，却饱含决心。
李四光的坟茔不大，墓碑上刻着他自撰的对联：探地壳奥秘，献石油煤炭。前一句是科学理想，后一句是国家需求，两句并列，恰恰道出他毕生取舍。今天谈我国地学体系，李四光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名字；说到地震监测、油气勘探，他提出的力学方法仍被引用。对地质人而言，那封意外成为悼词的家书，不只是一段追思，更是一份未完成的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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