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30日，江西龙冈，那可是个改变历史的日子。
红军刚刚打完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漫山遍野都是兴奋的战士。
大伙儿都围着看热闹，因为这次逮住了一条“超级大鱼”——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
那时候能抓个中将，简直跟过年一样。
可谁也没注意到，就在旁边那个乱哄哄的俘虏堆里，蹲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中尉。
这人怀里死死抱着个只有半截的奇怪机器，脸上写满了惊恐，浑身发抖。
当时估计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交代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喜欢开这种黑色幽默的玩笑，真正的宝贝往往包装得很寒酸。
当时的红军指战员哪里知道，这个不起眼的“眼镜中尉”和他怀里的那堆破铜烂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十个张辉瓒都要值钱。
这个被吓坏了的年轻人，后来不仅成了红军的“千里眼”，还是中国电子通讯事业的老祖宗，甚至在几十年后，因为他当年的一个决定，孵化出了一所让无数理工男顶礼膜拜的顶级名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这个年轻人叫吴人鉴，这是他当国军时的名字。
后来他改了个名，叫王诤。
咱们得把镜头拉回到那个年代，看看当时的红军有多难。
那时候打仗，红军基本是“两眼一抹黑”。
通讯全靠吼，远一点就靠两条腿跑。
传令兵跑死跑活，情报送到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反观国民党那边，人家已经开始普及无线电台了。
这边还在用腿跑，那边滴滴答答一按电键，几百里外的部队立马就开始调动。
这就叫降维打击，根本没法玩。
吴人鉴是黄埔六期的学霸，学的正是当时最稀缺的无线电技术。
在那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年代，能玩转电台的，那都是妥妥的高科技人才。
当红军发现这俘虏懂电台时，眼神都变了，这哪是俘虏啊，这是请都请不来的大爷。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接见了他。
这种待遇，让原本以为要掉脑袋的吴人鉴彻底懵了。
他这时候才发现，这支穿草鞋、吃红米的队伍，虽然穷得叮当响，但那种心气儿，那种把人当人看的劲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那么久，是一次也没见着过。
21岁的吴人鉴当下就做了个决定：不走了，跟着红军干。
为了不连累老家的亲戚，他把名字改成了“王诤”。
加入红军没几天，王诤就露了一手绝活。
当时红军缴获的那部电台是个残次品，发报机坏了，只能收不能发。
战士们看着这铁疙瘩直摇头，觉得也就是个摆设。
但在王诤手里，这“半部电台”直接封神。
当时国民党正准备搞第二次“围剿”，几个师之间也是大大咧咧，通报位置和计划全用明码，根本不加密。
王诤带着几个徒弟，戴着耳机日夜监听。
这下好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几点吃饭、几点出发、往哪走，全跟透明的一样摆在红军指挥部面前。
有了这双“顺风耳”，红军简直是开了“全图挂”。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半个月内横扫七百里，连着打了五个胜仗。
毛泽东后来特风趣地形容，说红军这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清清楚楚。
说实话，要是没有王诤把这“半部电台”盘活，红军能不能挺过那几次围剿，还真不好说。
不过，王诤厉害的地方不光是技术，这人眼光贼毒。
他知道，光靠缴获的一两个人、几台机器，早晚得歇菜。
1931年，他在那是啥都没有的条件下，硬是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
这办学条件，现在想都不敢想。
没有电键？
那就拿木块和铁皮自己敲一个；没有电池？
就去捡破烂搜集废旧材料自己组装。
这种把破烂玩成高科技的本事，后来成了这支部队通信兵的传家宝。
最“硬核”的一幕发生在延安时期。
党中央想建个广播电台，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延安的声音。
可是，没电怎么搞？
发电机有了，没汽油怎么转？
王诤带着一帮技术宅，搞起了那种现在的“废土朋克”风格的发明：找来两个废弃的汽油桶，改装成锅炉，烧木炭产生蒸汽，硬是用蒸汽驱动一部破旧的汽车马达来发电。
天线咋办？
就把缴获的子弹壳和破铜盆熔化了，再锻打成铜线，架在山顶的木杆上。
就在这简陋到让人心酸的设备支持下，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了第一声呼号。
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
随着仗越打越大，王诤培养的学生就像撒豆子一样，撒向了全军。
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凡是有红旗的地方，就有王诤带出来的通信兵。
到了1948年，眼看着要大决战了，以后建国也需要人才，王诤就把几所分散的通信学校捏在了一起，组建了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这所学校后来几经搬迁，从张家口跑到西安，名字也换了好几茬：中央军委工程学校、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这就是著名的“西军电”）、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最后定名成了现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现在咱们提“西电”，都知道它是通信、雷达领域的“扛把子”。
虽然没评上985，但在业内那是被称为“顶级211”，录取分数线常年把不少985按在地板上摩擦。
这种强悍的学科实力和务实的学风，根儿就在王诤那。
他是这学校的创办人，也是第一任校长。
建国后，王诤脱了军装换中山装，当了第四机械工业部的部长，成了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
咱们现在用的手机信号、看的卫星电视，甚至国防里的雷达系统，往祖坟上刨，都能看到王诤当年打下的地基。
1955年授衔，这位当年的“俘虏中尉”被授予中将军衔。
毛泽东给他的评价就一句话：“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这就再高没有了。
1978年，王诤将军走了。
这老头倔了一辈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身为副总参谋长的他，居然还挂着氧气袋，坚持在演习现场指挥电子对抗。
他这一辈子，从龙冈那个寒风中的“半部电台”开始，一直到最后闭眼，都在给这个国家编织一张看不见却又要命的“神经网络”。
那一年的冬天，王诤将军因病离世，终年69岁，临终前他还在琢磨着怎么把光纤通信技术搞上去。
参考资料：
王诤传编写组，《王诤传》，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电子工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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