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时分，陈云第一次去鲁迅家里拜访，尊敬地说了声：久仰得很|钱壮飞|随军西行见闻录

1931年春末，上海公共租界的电话局里出现了一份诡异的加密电文。值班员钱壮飞盯着电码皱眉，三分钟后他冲出门去，一路骑车闯红灯，将纸条送到霞飞路一栋普通公寓。接信的人正是陈云。自那天起，陈云几乎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顾顺章叛变的余波像阴云一样压在头顶。

为了堵住更多缺口，他带着仅剩的特科骨干把办公地点一口气搬了五次。有意思的是，外界甚至以为特科被连根拔起，殊不知他们躲进了“铺子”。水果摊、钟表铺、裁缝店，一张张营业执照暗中连成网。那一年，陈云不满三十岁，却已经摸清了情报工作的门道：眼睛向外，身份向内，绝不在同一个街口停留超过十五分钟。

转到1932年12月23日夜里，北四川路的雨下得稠密。陈云披着旧呢大衣踩在积水里，脚底没声。路灯昏黄，他先在两侧扫视，确认没有便衣尾随，随后才抬手敲响鲁迅家的门。门开缝的一刻，客厅的油灯把光撒到楼梯口，陈云低声问：“周先生在家？”女主人点头，他才跨进屋檐。短短几秒，他已把院子里能藏身的位置全记在脑中。

鲁迅放下手里的烟斗走出房间，棉袍下摆微微摆动。瞿秋白站在一旁，两个包袱已捆好。此行需在黎明前转移到法租界一处安全屋。简单寒暄后，瞿秋白问：“路远吗？”陈云答：“得换三趟车，但稳当。”鲁迅皱眉：“夜雨滑，你们多小心。”陈云微微颔首，随后恭敬地说出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久仰得很。”这一声不长，却表达了后辈对精神旗手的由衷敬意。

黄包车篷子拉下，车夫扬鞭，轮子溅起污水。光影交错中，陈云回望楼口，见鲁迅仍站在廊下，肩膀轻轻前倾，像在把一份沉甸甸的托付递给夜色。车过拐角，房门才合拢。此后两人再未谋面，上海风声越来越紧，陈云数周后就被秘密调离。

外界只知道陈云后来突然“消失”在长征途中，却很少有人清楚他为何而去。1935年夏，他奉命折返上海，恢复地下组织并想办法与共产国际接头。身份一换再换，最后落脚永安旅馆，用的是“李介生”这个名字。那阵子，他早晨写密码电报，下午去证券交易所搜集行情，晚上手抄《随军西行见闻录》。他自己打趣：“白天当经纪人，夜里当作者。”书稿最终在巴黎连载，第一次让西方读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实距离和损耗。

抵达莫斯科后，他在东方大学担任代理副教授。课堂上，他把对经济运行的思考编进案例，讲卢布、讲银元、也讲自己在上海的摸爬滚打。学生们背地里议论：“这个讲师没有架子，讲货币像讲大米，听得懂。”陈云利用碎片时间啃英文辞典，每日三十单词，硬是把苏联电讯社的英文稿读出了门道。半年后，他能直接对照中英文本找出数字误差。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上海却因投机资本哄抬物价而陷入混乱。时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进城，不到一周摸清套路：银元、纱布、粮食——三个缺口三个圈套。先是查封证券大楼，238名主犯当场落网；接着把国营纱厂库存一次性抛到市场，让资本家措手不及；最后从东北、苏北调粮，每天一列车，囤积者的算盘化作泡影。货价稳住那天，南京路沿街铺子主动打出“实价出售”四个字，风平浪静。有人说这三仗胜过炮火，他淡淡一句：“不过是合了算。”

陈云对数字的敏感，源自“公家的钱一分不能动”的原则。会议桌上，他只带一支铅笔和一块小算盘，核对预算时常常把“角”“分”也划出来。秘书劝他：差几个“厘”无关大局。陈云抬头：“账要算细，小数点后面也得对。”

1970年代，子女想借公车搬书，他摇头：“走路或者自己租。”后来小孙子念着家法：“我们不能坐爷爷的车。”旁人听了觉得过，有人却看见了陈云最简单也最硬的一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