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26日凌晨，江西高安县农场的天空一片沉黑，气温逼近零度。二营机枪连驻地里，一间点着蜂窝煤炉的小屋突然飘出刺鼻焦味。屋里的人扶着墙往外爬，嘴里只蹦出一句：“炉子回烟了！”他就是用化名“陈新”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几小时后，省军区吉普车把他送进南昌医院，医生判断为一氧化碳中毒，所幸抢救及时。
病房里，陈再道躺在氧气罩下，连里派来的小排长低声感叹：“首……老陈，您真扛得住。”陈再道咧嘴一笑，却没作声。住院两个月，他总在想一个问题：自己还算不算部队的人？这份犹疑，直到1971年2月初的一纸通知才出现转机——江西省军区转达福州军区命令，要求他与钟汉华速赴福州听取中央精神。
吉普车沿赣闽公路一路南下。公路两侧的山冈，茶林依旧，空气湿润。陈再道坐在车后排，拇指摩挲着军帽帽檐。两年多的农场生活，让这位老将军的掌心磨起了硬茧。他心里清楚，消息未必全是好事，但绝不会比“下放劳动”更糟。
福州的春雨说来就来。3月5日上午，陈再道抵达福州军区招待所。值班干事一句“韩司令等您很久了”让他心头一热。三小时后，钟汉华也风尘仆仆赶到。两位老搭档见面，先是对视，紧接着一个熊抱。时间仿佛退回到四野鏖战的岁月。
“老钟，你瘦了。” “行了，别煽情，我还跳得动北疆舞。”
短短两句调侃，把多年压抑一扫而空。
下午两点整，韩先楚推门而入，健步如昔。他没有寒暄太久，开门见山宣读中央指示：恢复政治待遇；静心学习与休养；立即住院全面体检。陈再道、钟汉华先是茫然，随后神情一松，彼此狠狠点了点头。韩先楚递过来两份住院登记表，语气平和，却透着用兵如神的那股老辣：“中央有交代，身体是本钱，别逞能。”
住进总医院后，陈再道的陈旧肺疾得到控制；钟汉华那条在辽西战场落下的腿伤，也做了系统康复。闲暇时，两人常去稻田边溜达，顺手折根狗尾草嚼着谈兵法。不得不说，农场磨炼使他们看问题多了几分“泥土味”——凡事先问民意，再谈部署。
然而，军区岗位安排迟迟没有下文。1972年3月，韩先楚来到招待所，坐定后沉声提及现状：大军区副职满员，恐怕得回农场等消息。陈再道没吭声，只把茶杯里的苦丁茶一饮而尽，随后抬头平静回答：“命令到哪儿，人就到哪儿。”
几周后，情况突然出现拐点。北京来电催问老将军去向，周总理在大会堂与总政干部部紧急碰头，只一句话：“陈、钟的问题，不能再拖。”电话连拨几线，职位协调再次启动。南方某大军区司令员婉拒“让老上级当副手”，局面一度僵持。韩先楚得知后，爽快表态：“老陈来福州，我乐意。”一句轻描淡写，为同僚打开了缺口。
1972年6月15日傍晚，韩先楚再临招待所，门未入便高声：“老陈，军委命令下来了，副司令员，报到！”陈再道把椅子往后一撤，立正敬礼，没有一句客套。屋外榕树被海风吹得沙沙作响，似在应和。
同月下旬，陈再道穿回制式军装，胸前仍是两道上将领花。办公桌前，他浏览厚厚一摞后勤、空军、海防文件，眉尾微挑。多年指挥经验没生锈，签批速度之快，让机关参谋直呼“跟不上节奏”。有意思的是，他偶尔也会扯着嗓门提醒年轻军官：“别只顾文件，去库房瞧瞧真家当！”
而在岭南，钟汉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委。一落地便被迎进礼堂，军乐齐鸣。久别的军旗在灯光下猎猎作响，他抬头望了一眼，嘴角上扬，那副标志性的广州腔又回来了。
1973—1974年，福州军区后勤整改、空军场站扩建、沿海岸炮阵地优化三项重点工程齐头并进。调研组现场笔录显示：物资消耗降低17％，合并仓储点十三处，飞行员单月有效飞行时数提高到历史新高。行事低调的陈再道一句总结：“省下来的弹药，就是战时的底气。”
1975年盛夏，他被调回北京任中央军委顾问，岗位清闲，却仍是每天写边角分析。身边工作人员听他自嘲：“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说罢哈哈一笑，烟灰抖落笔记本上，留下细细一圈黑点。
1977年秋季，他又披挂上阵，出任铁道兵司令员。与铁路桥梁打交道，跟当年抢渡大渡河似有暗合。北方工地尘土飞扬，他常戴草绿色遮阳帽，巡线到深夜。参谋劝他早点回指挥车休息，他摆手道：“问题不盯死，车轮就别想滚得快。”
同一时期，钟汉华北上成都，担纲西南大区政工重任。两位老战友偶尔通信，开头总是一句“老陈（或老钟）身体如何？”。朴实到家，却比任何赞词都厚重。1980年春，陈再道在信里加了一行小字：“若干年后再聚，咱把那段南昌到福州的路，仔细掰开聊。”
事实证明，那段车程改变的不止是去向，更重塑了他们对命运的态度：无论起落，仍坚守战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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