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翻开许广平当年留下的家庭账本，第一眼看到那个数字，估计谁都得吓一跳：在那个满大街都是饿死骨、普通老百姓一天只能喝顿杂粮粥续命的年月，鲁迅家一个月的开销，经常飙到500块大洋。
这数字有多离谱？
当时上海纺织厂的女工，没日没夜苦干30天，到手也就10块钱。
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个误区，觉得鲁迅既然替穷人说话，那肯定也是这就咸菜啃窝头，在破庙里写出的《狂人日记》。
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这就得把时间轴拨回1912年。
那时候鲁迅刚到北京，在教育部当佥事。
别觉得这就是个清水衙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京官”。
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乱得像锅粥，但在给知识分子发钱这事儿上，那真是下了血本。
鲁迅当时的死工资是月薪300大洋。
这钱要是放现在，购买力简直吓人。
当时北京物价多少呢？
一块大洋能买40斤上好的大米，或者8斤猪肉。
咱们粗略算一下，鲁迅这一个月的工资，购买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四五万人民币。
有了这笔巨款打底，鲁迅那张挑剔的“绍兴嘴”才算是彻底解开了封印。
他吃东西那个讲究劲儿，绝不是暴发户那种点一桌子满汉全席撑排场。
翻翻他的日记就能发现，除了买书，剩下的笔墨几乎全是在记账吃喝。
他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叫“不时不食”。
在北京那会儿，广和居、致美楼这些名馆子，他早就吃了个遍。
哪家的丸子炸得酥脆，哪家的酸辣汤胡椒放得正，他门儿清。
有时候为了那一口正宗的家乡味，他不惜花重金，专门托人从浙江老家把霉干菜、酱鸭、火腿千里迢迢运到北京。
这操作，跟现在空运海鲜的土豪也没啥区别。
等到后来去了上海，鲁迅辞了官专职写作，收入不降反升，有时候一个月能入账一千多大洋。
在上海那种十里洋场，他和许广平干脆连饭都不做了，直接搞了个当时最时髦的“包饭”。
啥叫包饭？
就是雇佣顶级饭馆的大厨，每天按点把做好的三菜一汤送到家里来。
这待遇，放现在外卖界，那就是“米其林私厨上门”的级别。
而且鲁迅对这包饭挑剔得很，菜色必须翻新，食材必须新鲜，稍微不对胃口，他就要发脾气换馆子。
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但如果你以为鲁迅就是个爱吃大鱼大肉的饕餮之徒，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身上有个特别反差萌的特点——这人嗜甜如命。
谁能想得到，那个写出“吃人”俩字、冷得像冰块一样的作家，兜里经常揣着糖果？
他特别好那一口“萨其马”，尤其是稻香村出的。
有个特别逗的事儿，朋友送了他一盒极品的柿霜糖，那是用柿饼表面那层白霜刮下来做的，本来是中医开给他治嘴疮的药。
结果呢，鲁迅大半夜忍不住，一口气把这一整盒“药”全当零食给造了。
这种对甜食的狂热，直接导致了他后半生遭了大罪——牙疼。
看他的日记，看牙医的记录密密麻麻，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
牙齿几乎全军覆没，换了一口假牙，受尽了折磨。
医生每次都警告他必须戒糖，许广平在家里也像防贼一样藏着点心。
这或许是他那紧绷的神经在面对黑暗现实时，唯一能找到的一点廉价的甜蜜慰藉。
这恰恰是鲁迅最牛的地方，也是这段历史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大多数人在锦衣玉食之后，笔锋都变软了，开始谈论风花雪月，开始讲究“幽默”和“闲适”。
毕竟，吃得满嘴流油的人，很难再弯下腰去听穷人的哭声。
但鲁迅是个异类。
他的物质生活越是丰裕，他对这个制造贫富差距的旧社会的恨意反而越深。
他没有因为自己成了既得利益者就去维护那个阶层。
相反，他利用自己的财力，资助了萧红、萧军这些穷困潦倒的左翼青年，自费出版那些被当局查禁的进步书籍。
他把钱变成了子弹，把饭量变成了战斗力。
回过头来看，鲁迅的“富裕”与“讲究”，其实打破了咱们对革命者的刻板印象。
我们习惯了歌颂苦难，仿佛只有穷困潦倒才能证明道德高尚。
但鲁迅用他的一生告诉后人：一个人的骨头硬不硬，和他吃什么没关系，和他心里装着什么有关系。
他没有因为贫穷而被迫革命，他是在拥有了选择安逸的资本后，依然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荆棘路。
在那盏昏黄的灯下，鲁迅或许刚刚吃完一块甜腻的萨其马，喝了一口温热的花雕，然后拿起笔，在烟雾缭绕中，狠狠地刺向了那个让他能吃饱、却让千万同胞饿死的旧世界。
这，才是那个有血有肉、最真实的“人间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清晨，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床头还放着没吃完的半块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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