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秋天，苏州阊门码头的官船之内，空气忽然间便凝固了。彼时仆人陶阿顺高声呼喊“一万两银票怎不给回条”，主考官殷如璋正与副手周锡恩饮用着龙井茶。这未曾读过许多书的家仆一声呼喊，喊出晚清一桩重大科举舞弊之案件，也使得绍兴周家生出事端。周福清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这两榜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庶吉士，竟栽在一个送信仆人之嘴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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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清是典型科举的产物，1867年中举人，1871年考上进士，点过翰林，放过知县，最后到达内阁中书的位置。本是官场老手却犯下低级错误，细想那时候科举舞弊都成公开的秘密，《清稗类钞》里记载的关节暗号有几十种，像破题用三个“而”字、诗下画圈标价银百两这类明码的事情，他不过是按照潜规则来做，就是运气差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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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为讽刺的是案发后的很多迂回曲折之处，周福清一开始躲避至上海，后来竟然“自行前往县衙门自首”，这般以退为进的手段还运用得颇为娴熟。官府的处理更为决绝，一方面声称“关节未成，赃款未给他人”，另一方面又定了个“斩监候”。光绪皇帝在朱批的时候，必定也在权衡考量，毕竟周福清这个案子，牵涉到五个考生，其中还有他自己的儿子周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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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讲讲这场风波，先看看当时周家的状况。周福正刚好在家守孝，他儿子周伯宜考了好几回乡试都没中，眼看着周家要从“书香门第”变为“破落户”了。很多凑钱托他走门路的亲戚，不就是看中他和主考官殷如璋是“同年”？同年即同一年考中的进士，这关系在官场上可是管用的。唉，人情和律法一旦碰到一起，最终还是律法让面子占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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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案卷里记载着银票为“空票”，值得加以琢磨。周福清实际上玩的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事成则由五家凑集一万两，不成的话也没有真金白银的损失，这样的算计如同官场老手所为。但是他没有料到仆人陶阿顺那实心眼的人非要当场讨要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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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周福清案或许能当作晚清科举制度的一个缩影，制度严格到考官沿途都不能会客，但是舞弊手段却总是有新的花样，如同光绪年间“考官怕漏题，举人怕撞题，就中间人不怕事”那个笑话一样，这种荒诞在周福清案里完全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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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常隐匿于很多偶然之中。倘若没有祖父的这场官司，鲁迅或许就仅仅是普通士绅家的孩子，至多考中个举人，不会前往南京学习洋务，更不会创作出《狂人日记》。他在《喊》自序里所言的“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听来似是自嘲，深入思索实则是整个时代变革的注脚。

下次前往绍兴鲁迅故居时，不要仅仅将目光集中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上。在周家台门老宅里，很多已经褪色的梁柱才蕴含着故事，它们见证了家族从科举顶巅跌落又在废墟之上孕育新希望，如同周福清出狱后所撰写的《恒训》，虽然啰啰嗦嗦地叙说了世家的起伏，却反而成为孙子们最为优良的启蒙教材。

周福清花费一万两银子购得的，不只是儿子的功名，更是一个时代的影子。光绪皇帝用朱笔书写“斩监候”的时候，判定的不只是一位老翰林的罪责，也是整个科举制度被敲响的一声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