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坚持的理由其实简单:在经贸谈判中,没有“落地签”式的快捷航班,外商很难留下来。1979年深圳、珠海动作频仍,蛇口工地夜里都在亮灯;而厦门这头,连打国际电话都得排队。一来二去,福建手中的招商项目屡屡飞到广东。项南调任福建常务书记才两个月,已经接到四拨外商的抱怨,最狠一句是“等电话比看项目还累”。这股子尴尬,地方干部心里清楚得很,却苦于没有大手笔的基础设施来破局。
战备顾虑摆在那儿。厦门与金门直线距离不到十公里,部队有人摇头:“飞机冲出跑道,直接滑去金门怎么办?”会议室里口水仗开打,安全、主权、经费、国际影响,全都抬出来。项南摁住桌角,声音不大却铿锵:“真出了事,我负责。”两秒静默,没人再接茬。负责,意味着一旦失误,前程乃至生命都得搭上。可福建再拖下去,特区招牌只剩字面意义。
钱从哪儿来?李先念给不出答案。“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是实话,改革初期中央口袋也空。国家计委文件很干脆:项目不列入计划,地方自筹。福建当年的财政收入不足十亿元,机场预算却要数亿元。省里拉了又算、算了再砍,连跑道的一角都不够。常规渠道断了,项南只能冒险——向外借款。他的设想在那个讲“自力更生”的年代显得离经叛道,但别无出路。
4月中旬,项南飞抵北京找国家进出口委。对方没推诿,直接把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的援助名额让了出来:利率3.2厘,额度600万第纳尔,大约2100万美元,只够工程的四成。福建干部算账算得手心冒汗,但那点外汇就像救命针,省里又筹到一千万元人民币,机场项目终于动土。为了显得气魄足,草图赫然写着“厦门国际机场”六个大字——听上去胆子很大,其实寄托着必须成功的决心。
工期让外国专家直摇头:两年?不可能。但中国工程队半夜打桩、凌晨浇筑,进度条一路狂奔。1983年7月试航,当年10月22日下午15时,中国民航三叉戟客机划破跑道升空,厦门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的民用机场。通航典礼那天,项南捧着剪彩的金剪刀,眼眶发红却没掉泪。科威特亲王费萨尔问他:“何时开工?”答曰:“前年一月。”亲王愣了三秒,转而竖起大拇指。
跑道有了,飞机呢?福建手上连一架教练机都没有。项南又把目光投向合资路子。1984年春,他联系美国夏威夷亚罗哈航空公司,想用对方运营经验换资金设备,协议草签,却被民航总局叫停——领空主权不容地方单独谈判。这一闷棍把厦门拦在红线外。形势迫使各方坐到一张桌子上,7月25日,民航局、福建省投资企业公司、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公司共同注册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数字寒酸,可牌子算是落地。
公司初创只有七个人,两间平房当总部,连飞行员都得向部队借。办法只有一个:租机。1985年1月,厦航租来两架波音737-200,由民航广州管理局带飞,边运营边培训。接着空军转业地勤加入,技术瓶颈慢慢被填平。1986年11月16日,首架自有喷气客机正式落地厦门高崎机场,自此航线调度不再依赖广州。仅仅一年后,厦航就把账本做成了黑字,当年运客三十二万,货邮五千多吨,成了国内少数盈利的航企。
1988年,厦航再租三架客机,航点扩张至华东、华北。三十多年过去,厦航机队规模已超过两百架,年旅客吞吐量逾五千万人次;而高崎机场也升级为千万级干线机场,航班覆盖亚洲、北美、大洋洲。对比1981年的那句“要钱没有”,落差之大,让不少老福建干部心里五味杂陈。
不得不说,厦门机场项目把“借鸡生蛋”四个字用到极致:国外低息贷款撬动地方配套资金,再以通航带来的客流和税收反哺还贷。短短数年,一个前线港口城市补齐了空中通道,福建的开放格局随之改写。今天的厦门依旧维持两条跑道,而第三跑道和T4航站楼已进入规划。历史细节也许会被尘封,但1981年那场“没钱”的对话,却为后来的跨越埋下最关键的一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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