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那个深不见底的特务圈子里，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梦，以为自己是棋手，到头来才发现，自己连棋盘上的位置都找不准。
军统“三剑客”之一的沈醉，晚年写了不少回忆录，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能跟毛人凤掰手腕，差点就当上保密局局长的狠角色。
他尤其津津乐道一件事：他跟毛人凤联手，把当时的局长郑介民给“搞”下去了。
这故事听着特别过瘾。
讲的是郑介民五十岁大寿，底下人送礼送得太过火，他和毛人凤抓住了这个把柄，捅到了蒋介石的亲信俞济时那里。
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一道命令下来，郑介民的局长帽子就没了。
这出戏码，在沈醉的笔下，是他特工生涯的高光时刻，一个扳倒大领导的经典案例。
但拨开这层文学色彩，去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郑介民根本不是被“撸掉”的，他那是升官了。
他离开保密局局长的位子，去当了“国防部常务次长”。
这个职位，听着好像不如局长直接，但权力大得多，能管着保密局在内的好几个情报单位。
说白了，他从一个部门的头头，变成了管着好几个部门的上级领导。
后来蒋经国整合特务系统，成立权力更大的“安全局”，第一任局长还是他郑介民。
人家一直是蒋家父子心尖上的人。
至于那个所谓的“祝寿收礼”事件，在那个年头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当时官场从上到下，捞钱是普遍现象。
沈醉自己就不是干净的，他亲手操办过走私汽油的大买卖，捞上来的金条还跟郑介民一起分过。
他心里门儿清，拿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去动一个黄埔二期毕业，又跟蒋经国在莫斯科是同学的老牌特务，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郑介民的根基，比他想象的要深太多了。
再看看毛人凤对郑介民的态度。
戴笠还在的时候，毛人凤见到郑介民，那叫一个恭恭敬敬，开口就是“报告”，自称是“职”，也就是下属。
这不是他谦虚，而是他对这个圈子里的等级看得一清二楚。
他知道自己跟郑介民不是一个量级的，硬碰硬就是找死。
沈醉却把毛人凤这种小心翼翼的生存之道，当成了可以拉拢的野心，把自己放在了跟毛人凤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位置上。
这是他犯的第一个，也是最要命的一个错误判断。
沈醉的这个局长梦，之所以做得那么真，是因为他压根没看懂军统这个权力金字塔是怎么搭起来的。
他只看到了谁当了处长，谁当了站长，却没看到水面下那些真正决定命运的潜规则。
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里，有三道硬邦邦的门槛，这三样东西，比你的能力、你的功劳都重要。
第一道门槛，是黄埔军校的出身。
戴笠、郑介民、毛人凤，清一色都是黄埔毕业生。
这所军校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发源地，从那里出来，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权力核心圈的第一张门票，是最硬的通行证。
沈醉呢？
他是半路参加的“特训班”，说白了就是个速成班出来的。
在特别讲究师徒传承、论资排辈的军统里，他这出身就矮人一头。
第二道门槛，是浙江人的身份。
民国时有句顺口溜：“江山军统、奉化总统、湖州中统、青田将军”。
这话说得非常直白，蒋介石是奉化人，戴笠是江山人。
戴笠手底下最核心的圈子，是他那十四个江山老乡组成的“戴家帮”。
这些人才是军统这艘船上真正的“压舱石”，是自己人。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不管戴笠平时对他多客气，多倚重，在他心里，沈醉始终是个外人。
就连军统里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就因为是江山人，她在戴笠心里的地位和信任度，都比沈醉要高。
第三道门槛，才是真正的核心圈层。
军统的等级非常森严。
戴笠是独一档的存在，是塔尖。
郑介民凭着黄埔二期的老资格和跟蒋家的关系，稳稳地站在“一级半”的位置。
毛人凤、唐纵这些人，属于第二梯队，是戴笠正儿八经的接班人候选。
他们是“太子”，就等着“皇帝”哪天不在了，他们好上位。
而沈醉，连第三梯队都挤不进去。
他最引以为傲的总务处长这个职位，听着像个官，但在军统内部的八大处里排名最末，背地里被人叫做“大管家”、“后勤总管”。
这个位置，干的是杂活，管的是吃喝拉撒，离真正的核心决策远着呢。
戴笠曾经有过一个设想，说如果他去当海军司令，他手下的人怎么安排。
这个安排最能看出沈醉的真实地位：参谋长是唐生明，而给沈醉安排的职务是“副官长”。
副官长是干什么的？
就是跟班、秘书，伺候人的角色。
连参与核心指挥的资格都没有。
沈醉可能不服气，他会说，戴笠那么信任我，好多绝密的脏活累活都交给我去办。
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在戴笠眼里，沈醉是一把好用的刀，而不是一个需要爱惜和培养的接班人。
军统内部的任务分配，是有讲究的。
那些能出名、能立功、能在履历上添光彩的任务，比如策反、情报分析，戴笠会交给像叶翔之这样的“文人”特务去办。
而那些最棘手、最危险、一旦出事就会惹来天大麻烦的脏活，比如策划刺杀宋庆龄、李宗仁，戴笠想都不想就扔给了沈醉。
戴笠给出的理由听着很奇怪：“叶翔之是文人，打打杀杀的事不适合他。”
这纯粹是借口。
后来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就是叶翔之在香港一手策划的，他的行动能力一点不差。
戴笠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叶翔之这样的核心干部是“宝贵资产”，是留着将来干大事的，不能轻易折损。
而沈醉，就是一枚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
一旦任务失败，或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沈醉就是那个被推出去顶罪、平息事端的最佳人选。
有功劳的好事轮不到你，风险最高、最容易被抛弃的活儿全是你干。
这就是沈醉在戴笠心中所谓“受宠”的真相。
他执行的这类任务越多，恰恰证明他离权力中心越远。
可悲的是，他自己似乎把这种“使用”当成了“器重”，在成为“弃子”的路上越走越兴奋。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死了，毛人凤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对于沈醉心里那点小九九，毛人凤看得一清二楚。
他没下狠手，只用了一纸调令，就把这位曾经幻想中的“盟友”打发到了云南。
云南那个地方，当时是各种势力交错的漩涡中心，派他去当个站长，实际上是把他架空了。
更要命的是，他到了云南，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西南区的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人过去都是跟他平起平坐的“三剑客”之一。
毛人凤这一手玩得很高明，沈醉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甚至不敢跟毛人凤翻脸，还在那儿替“戴先生的家业”操心，担心自己要是干掉了毛人凤，保密局就没人管了。
身处险境，还在做着“主人翁”的大梦，这种心态，暴露了他政治上的幼稚。
蒋介石后来还表扬毛人凤“妥善安置老特务”，这就等于给沈醉的政治生涯判了死刑。
最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在云南起义的通电上签字，是沈醉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内心里那个特权梦又开始蠢蠢欲动，竟然跟逃到境外的李弥搞起了“七兄弟结拜”，暗中策划“反攻倒算”。
他还是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的特务头子，能把已经解放了的云南再拉回到过去。
他算计了一辈子，唯独没算对自己的分量。
这次最后的误判，直接把他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作为特务的生涯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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