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春，台北近郊细雨连绵。阎锡山拄着手杖，在寓所的小院里踱步，他突然停下来，低声向侍从嘀咕：“我阎某人这辈子自认谋事不差，却被一个后生抢了锋头。”侍从没敢接话，只看见他眉宇间掠过一丝无奈。这个名字，他晚年提到的次数极少，却句句带着复杂情绪——既佩服，又怨恨。那人，正是薄一波。
时钟拨回到1936年冬。山西局势像被拉紧的弓弦，外有日军虎视，内有中央军压阵，阎锡山的“晋系”旧军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阎一向自诩能顾全大局，可眼下资源枯竭、士气低落，哪一条路都充满凶险。就在他犹豫不决时，一份密报摆到案头：共产党人薄一波刑满出狱，正在北平活动。阎锡山听后沉吟片刻，挥笔写下“延揽”二字，派心腹梁从熙北上游说。
薄一波彼时刚迈出草岚子监狱大门，仍戴着旧棉帽，外套泛白。梁从熙递上一封亲笔函，措辞恭敬：“阎主席愿与先生共谋‘保晋’。”薄一波没有立即表态，只淡淡回了一句：“大事要同党商量。”他心里清楚，阎锡山不是慈善家，而是被形势推着走。
一个月后，阎、薄在西安郊外的赵戴文办公室首次见面。阎锡山坐在太师椅上，面露笑意，却没忘先探口风。薄一波很直接，提出三条条件：遵从共产党抗日方针；凡事以抗敌为先；需动用可靠干部。阎锡山表面爽快应下，心中却盘算：此人智谋不凡，先借其才，再图后计。他在桌面上悄悄划了个“人”字，示意赵戴文：这小子有料。
抗战全面爆发后，晋北战火骤起。阎锡山意识到旧军缺乏战斗力，便把筹建“青年抗敌决死队”的任务交给薄一波。薄一波得到北方局批准，迅速动员进步青年，八月首批决死队成军，约两千人。部队名义隶属“晋绥军”，骨子里却已植入党的政治工作。战士们腰扎土布绑带，手持德械旧枪，从太行山一直打到上党，连日鏖战，首战便拔掉日军一个据点。阎锡山看在眼里，心里暗喜：新军锋芒可用。
翌年春，太原易手，晋中震荡。阎锡山仓促撤至吉县，盘点手中兵力，发现旧军已是“空架子”，新军却焕然一新，兵员破万。失衡的天平让他坐立难安。他开始频繁召集幕僚，提出“以旧制新”，要求削弱新军政工体系。一次碰头会上，他敲着烟锅说：“天有不测风云，雨伞得早备。”话虽含蓄，意图已明。
薄一波明白风向逆转，率牺盟会干部悄然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对日作战稳住人心，另一方面同八路军高层保持密切联络。一个夜里，他与决死队骨干研究突围方案，语气低沉却果断：“阎公要收伞，我们便换船。”不到三周，33个团按照预案分批北移，最终在滹沱河东岸与八路军主力完成会合。阎锡山这才惊觉：自己亲手扶植的部队已离掌心而去。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命令旧军强攻新军残部，企图挽回局面。然而旧军缺乏斗志，数次进击均被八路军与决死纵队联手击退。战报飞来，他怒掷茶盏，大声斥责参谋：“昔日班底，怎会不堪一击！”参谋噤若寒蝉。阎锡山终于意识到，真正让他失算的不是枪炮，而是人心。
战火之外，薄一波的足迹延伸至延安。七大期间，毛泽东同他夜谈八小时，称赞其在山西工作“以少胜多，成效显著”。会议最终将37岁的薄一波推上中央委员席位。此后，他进入中财委，与陈云搭档稳定全国财经。从抑制恶性通胀到启动重点建设，薄一波屡屡提出务实方案，被评价“功效不下于淮海大战”。这一系列成绩，自然也将阎锡山昔日的“才借”变成了“才失”。
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薄一波担任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重大工业项目。许多与会干部回忆，他习惯翻着账本直奔主题：“先算清数字，再谈口号。”这种作风延续了在晋绥时期的务实路线。也正因此，阎锡山在台湾读到大陆经济数据时，常常叹息良久——他输给的，真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种理念。
晚年卧病时，阎锡山偶尔会让秘书取出旧报，指着薄一波的照片自语：“此人，胆大心细，当年若早防一手……”话未完，手却微微颤抖。年轻人已不再年轻，而他在历史的大幕里终成过客。爱也罢，恨也罢，一场棋局已定，再无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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