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的一个午后，北京八一厂的小放映厅里灯光骤暗，银幕亮起。坐在最后一排的77岁老人微微侧身，帽檐压得很低，他就是十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李作鹏。
八年来，他大多待在太原郊外的疗养院，偶尔到省城军区医院复查，再无其他行程。收到观影邀请时，他本想推辞，“怕麻烦”，身边的护理员劝道：“老首长，三大战役拍出来，人家编导想听您指正。”于是他才启程进京。
胶片转动，《大决战》用恢宏场面铺陈辽沈、淮海、平津。一线火光，炮声震耳，李作鹏却盯着另一个人——银幕里的“罗荣桓”。剧情推进二十分钟，他的眉头慢慢锁紧；影片结束，厅里掌声雷动，他却没鼓掌，只对陪同干部低声说了一句：“假的。”
这句话像石子落水，很快传开。“假的”究竟指什么？在李作鹏看来，影片里那位眉宇凌厉、挥斥方遒的罗帅，太外向，太锋芒，语调抑扬顿挫，“不像他老人家”。真实的罗荣桓，话少、慢条斯理，谈公事时候句句扎实，生活里宁肯沉默。李作鹏强调：“他不高调，更不会抢镜头。”
话说回来，两人并非普通同僚。1945年秋，东北形势骤变，中央决定由罗荣桓率指挥班子赴东北。挑人时，罗荣桓提名了25岁的李作鹏。“小李脑子快，行军能吃苦。”那一次，李作鹏随队入关，后来干脆留在民主联军司令部任参谋长处长。东北三年鏖战，他几乎天天跟着罗帅开作战会，对那位“沉稳得像一本布面军用地图”的老领导印象极深。
影片甜化了细节。银幕上，罗帅骑马巡视阵地，高声鼓动部队冲锋。事实上，老罗极重谨慎。一次淮海会议，他只说了七个字：“敌强，我更要细心。”外线作战，他宁愿让粟裕冲在前面，自己坐镇后方整合兵员与补给。李作鹏笑称：“当时要是谁拿相机对准他，他准躲得远远的。”
还有小事可循。建国后罗帅因职务配车，却反复叮嘱家属“专车专用”“能走就别坐”。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进政治局，中央办公厅要给他加车，他立即打电话回绝：“身体不好，工作不多，给我一辆车也够。”这些细枝末节，影片没触及。
李作鹏当年为何如此在意？原因并不复杂：罗荣桓对他影响深远。他年少时家贫，16岁进红军，学问不多，靠在军委二局埋头写电报、画沙盘才磨出本领。长征路上他练就随时记录敌情的习惯，护着小本子走完雪山草地。到陕北后，他在抗大管训练，林彪挑中他做侦察科长。林、罗都是他的直接领导，一文一武，两种风格。正因如此，他对二位的性格拿捏得极准。
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打得焦灼。林彪电令：“海岸要封死，海上要封死，空中要封死。”李作鹏凑过去加了一句：“情报口子也要封死。”战后总结，林彪指着他说“机灵”。四年后，海南岛登陆，李作鹏以海军参谋长身份配合许世友从海上突破，最终全岛解放。有人笑称：“老李从陆上打到海上，真成了‘瞎子摸鱼’。”绰号“李瞎子”便由此再度流传。
成就不小，争议也大。1955年授衔，他位列中将，职务却高过不少上将。后期“文革”风浪里，他站位靠前，风头很盛。1971年线路骤变，他被隔离审查。1985年起保外就医，组织将户口迁到太原，给予生活照顾。对那段经历，他少有言谈，只在档案室里留下简短笔记： “正误，留与后人。”
所以，当他看到银幕上“过分理想化”的罗帅，才会产生强烈逆反。他觉得历史不是光影能随意修饰的：功是功，欠是欠；低调的人就不能拍成喧嚣的人。放映厅外，他对影片主创提出两点建议：角色台词务必减量，罗帅的动作设计应更含蓄。“有温度，不等于要上劲。”他说完转身离场，没有第二句话。
后来有人问他：“老首长，这片子总体怎样？”他摊开手：“气势不错，细节不够。”语速平缓，依旧惜字如金。北京的盛夏热浪逼人，他却拉上中山装拉链，步子很稳。此后再也没人见他谈电影。
2009年1月，李作鹏病逝，享年95岁。文件里记录了他一生的番号：红小鬼、军委参谋、林彪“四大金刚”、海军参谋长、中共政治局委员。荣誉与污点并存，难以一句定论。唯一确定的是，他始终敬重那位老实厚道的罗荣桓。对他而言，银幕上短短几个镜头远不及记忆里的一个点头、一声“同志”来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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