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2日凌晨两点，民权一带的寒雾贴着地面涌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指的电话铃声突然炸响。陈再道握着话筒，声音压得极低，却掩不住急促：“六旅十六团被包在郑庄寨里，再拖就完了！”话筒另一端的刘伯承沉默片刻，只回了三个字：“不必了。”
这一幕发生前不到四十天，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刚在临沂以北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蒋介石判断解放军连番作战后疲态尽露，便集结十一个整编师南北对进，图在鲁南一举决战。华野首长徐向前、粟裕当机立断，把主攻矛头转向北线李仙洲集团，莱芜战役随之酝酿。但要想稳稳吃下李仙洲，就得先钳住中原方向随时可能扑来的第五军。牵制第五军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兵力尚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身上。
五军出自蒋系嫡系部队“王牌中的王牌”，此时已由南乐一路东移至商丘；其侧后还有整编七十五师、八十五师伴随。野司给刘邓的电令很直白：拖住五军，拖到华野打完仗为止。拖字诀看似简单，落到实处却千头万绪。刘伯承与邓小平议定，先掐八十五师。道理不难——八十五师一挨打，五军必回援，这比追着五军跑轻松得多。
2月5日，二纵南下至曹县大义地区，原拟和三纵合击五军四十五师。然而四十五师半日之前已经跳上火车向东去了。第一次出拳落空，刘伯承亲赴前沿推敲新打法，最终拍板：夜袭郑庄寨，敲八十五师师部。陈再道领下命令，抽四旅、六旅合击，定于2月11日夜二十四时准时动手，目标只有一个——打疼对手，逼五军回头。
四旅先行到位，梯子却短了一截，冲锋队刚探上寨墙便重摔下来，仓促间只能退回村口找材料加长。短短一个小时的空隙，守寨的八十五师工兵连把机关枪、掷弹筒一字排开，四旅的第二波冲锋遭遇密集火力，瞬间折损近百人。此刻主攻的六旅本应抵达，却因十六团在刘庄与七十二师一个营打了照面，被迫留下一营钳制，延误了行程。
夜色里火光一簇簇升起，枪弹撞击铁轨的脆响隔数里都能听见。零点之后，六旅十六团终于赶到，与四旅夹攻东寨门。吴绍周的部下仓皇应战，急电五军司令官桂永清：“师部告急，请速援！”电波飞过砀山，五军中整的列车掉头向西。凌晨四点，刘伯承得到情报，当即下令：诱敌目的达到，各部即刻后撤。
问题在于十六团已杀红眼。团长宋东旭率部破墙而入，里外火线距离不过二百米，电话线被炮火切断，无法接收撤退口令。外圈的四旅、六旅旅部反复呼叫，无人应答。五点，敌援兵从东南角堵上来，十六团被硬生生切成数截。陈再道听完报告，当场拍桌：“立即回打，把十六团拖出来！”他向野司连打三通电话，请求折回救人。
刘伯承把作战地图推到灯下，简单一句：“不必了。”决断之沉，屋中几名参谋都低下了头。五军正以铁路、公路双线逼近，二纵若折回，极可能被缠住脱不了身。莱芜战役已进入决胜阶段，华东野战军把所有预备队压上去，只等晋冀鲁豫这条外侧钳锁再拖两天。战争有时就像钢尺，弯一点能量救一人，弯得过度反被震折。
寨里的十六团仍在血战。子弹打完换手榴弹，手榴弹用尽拼刺刀。午后，敌机丢下数枚航弹，爆烟散去，枪声终于稀疏。16时，最后几簇火光熄灭。战后清点，团部和三个营绝大多数官兵壮烈牺牲，仅四十余人于夜色中从西北缺口突围。二纵此次作战共伤亡一千七百余人，其中十六团牺牲九百一十八名。
2月13日拂晓，二纵在民权西南重新列队，沿陇海铁路西移。官兵默不作声，行军鼓点一度打得极慢。陈再道步行在前，望见身旁战士负着空枪，只抬手轻轻点头。2月19日，莱芜战役宣告结束，李仙洲集团五万余人被全歼；国民党第五军虽在河南境内兜了一个大圈，却始终没能踏进山东一步。
很多年后，一位老战士谈到郑庄寨，说那是“用整团的代价换来华东大胜的一支楔子”。当时的选择或许残酷，但对于战场整体而言，却直接影响了华东、华中战局的天平倾斜。刘伯承在电话里的那句“ 不必了 ”，并非冷酷，更像在千钧一发间把部队从更大的漩涡里硬生生拉回。战争的本质如此：一线之得失，往往关乎全局；而每一次艰难取舍，都凝结了指挥者对战略目标与官兵生命的双重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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