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凡是以往和“三家村”邓拓、廖沫沙、吴晗有联系的，为人所知或被发现，都要遭殃，必然大祸临头。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调到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工作，只因说过他曾听过吴晗演讲，就被打成“三家村”的“小爬虫”,蒙受到不堪忍受的折磨。
1966年6月15日，我从盐山“四清”返校，有领导的、有组织的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主楼二楼从东到西，各个教室及走廊，全是我的，马蹄湖边的大礼堂内也有一部分，据说数量之多，荣获全校“冠军”。其中有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目，揭发出“魏宏运、郑天挺”于宏业饭店楼上和‘三家村’聚餐，说黑话。”这是一颗极有价值的炮弹，一时震动了南开园。
其实，揭发者并不了解宏业聚餐的真相。要说我和吴晗有关系是事实，而且相见不止这一次。郑天挺郑老和吴晗是老相识。抗战前，一在北大，一在清华。抗战时期，同时任教于西南联大，一教明清史，一教明史，关系密切。20世纪50年代两人来往可称频繁。郑老带我去北京，曾到北长街西华门附近吴宅拜访，交谈之余，还曾认真欣赏和评论过他壁上悬挂的名家书画。1959年暑假，郑老和我带同学到北京实习参观，住在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校园，了解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察看了当年段祺瑞国务院的遗迹。同时请吴晗给同学讲他非洲之行的印象和观感。那天是由左志远接来的。时左和娄曾泉正在北京文化学院进修博物馆学，为历史系筹建博物馆专业作准备。
我们还曾多次请吴晗来校演讲。1958年春，吴晗来南开三天，讲了两天半关于读书和治史问题。他曾讲到治史“要三勤，勤读、勤抄、勤写”,“为了要继承就必须钻到古书堆里去，要有勇气”。那时在史学界流行“以论代史”之风，他不同意这种提法，他说，论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他认为“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听众对他的演说，无不敬佩。
1959年10月南开校庆，举行学术讨论会，我们又请来吴晗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这是当时学界议论的热点。吴晗所讲内容大体包括下列几点：一、衡量历史人物，应将所论人物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认识，不应以今天的标准做尺度。二、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应写出其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以及曹操、武则天等，“不能一见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就喊打倒”。如果那样，“祖国的历史就漆黑一团了”。三、中国历史上是有“清官”的，如包公、海瑞，代代相传，为人们所称道。
1962年，贯彻“高教60条”之时，学校教学秩序步向正常，为活跃学术，5月底，吴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应邀来南开讲学，地点在大礼堂，讲题和1959年来校时一样，仍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这几年他陆续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的政治人物思考较多，还创作了《海瑞罢官》剧本，以此课题，进一步阐述他的思想和观点。因为这次面对广大同学，具体谈到他的思路时，他说当时学界出现的一些问题，引发出他的思考。他从当天乘车来津路上读书讲起，讲到让步政策、清官问题、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才算公允等。他强调在学术探索道路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会后他还和部分教师座谈明清史研究中的诸问题。
这次演讲，给当时南开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风采，他独立的思考，他教诲青年人怎样去认识历史，使人难以忘怀。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吴晗这次演讲，却招来了大祸，主要是对我的，还有郑老，演出了“宏业风波”。
真相是这样的：演讲完毕，郑老以自己工薪宴请吴晗于劝业场一小巷中的宏业饭店。当时物资供应还很紧张，市政府为部分知名人士定此店为招待点，历史系仅郑天挺和吴廷璆可以享受这一待遇。当天作陪的有梁寒冰(市委文教部部长)、何锡麟(校副校长)、滕维藻(校教务长)、吴廷璆教授、杨翼骥教授和我。席间，吴晗兴奋之极，侃侃而谈，还谈及毛泽东读了他的《朱元璋传》,大加赞赏。鼓励他撰写《海瑞罢官》历史剧，他说，说实话，他写这一剧本是一新的尝试等，要说是“黑话”的话，这就是“黑话”的内容。
吴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是史学界熠熠闪光、极为活跃的著名学者，经常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他还倡导普及历史知识，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主编的系列历史小丛书，其中部分书稿还请郑老审查过。郑老因工作忙不过来，让其弟子冯尔康协助审阅。事实证明，在推动我国历史研究和普及中，吴晗的思想彼时被学界广泛接受和传播。
吴晗这位学界名流，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因‘言’获罪”。在“文革”中遭残酷迫害致死。这是他人生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今年是吴晗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吴晗全集》已出版。这是他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是由一代一代的精英学人建树丰富起来的。吴晗在历史领域中做出了贡献。他来南开的足迹和发出的声音，留在南开人集体记忆中，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原载《今晚报》,200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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