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的一天傍晚，北海公园的白塔刚把日影掷进湖心，吴晗在府右街12号的书房里放下钢笔，招呼闻立树坐到书桌对面。四年朝夕相处，即将分别，气氛却并不沉闷——这场谈话，后来成为闻立树一生的分水岭。
追溯缘起，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不久，年仅39岁的吴晗被推举为副市长，主管文化教育卫生。那年冬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把刚满20岁的闻立树划进了吴晗的秘书班底。彼时闻立树学历仅有高中二年级，相比同时期受过系统大学教育的秘书们，他底子薄，口气却不小，总想“跟着吴副市长能补上几门功课”。
新政府百废待兴，吴晗的办公节奏近乎疾走：上午审文化厅呈报文件，中午赶到大学礼堂参加外宾欢迎会，晚上还要挤出时间批改讲义。闻立树拿着速记本一路跟随，很快意识到单凭勤奋吃不下这口饭，史学、外语、礼仪样样都得“补钙”。吴晗看在眼里，没有急着说教，而是借工作把年轻人往书房里“拖”。每当需要起草发言稿，他只给提纲，让闻立树自行翻资料，稿子交上来再一字一句修改。“改得满篇红痕，心里却服气，那是真本事”，闻立树多年后回忆。
有意思的是，吴晗对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采取同样的“拉练”方式。警卫员齐振宇就是典型。齐为人憨厚寡言，却具有过硬的警卫素质。1952年，齐振宇与负责内务的李秀琴在市府大楼举行简单婚礼，吴晗来到现场，笑着说：“小两口日子要自己打理，公款一分不能掺。”席间没讲一句豪言，却把“规矩”立得明明白白。婚后不久，吴晗又亲自写信，把齐振宇送去秦皇岛煤炭学校深造。四年学成，齐被分配进煤炭工业部办公厅，最终升到处级干部，这条路恰是吴晗早给勾勒的。
再看吴晗自己的处境。表面风光，内里却颇多无奈。1950至1954年期间，北京迎来大批建交使节和考察团，礼仪性接待占去他大量时间。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陈家康曾到市府拜访，席间吟诗调侃：“跑断京兆三年腿，贻误儒林一卷香。”吴晗听完大笑，却暗暗向身边人吐露：“真正的专业要靠静功夫。”他多次向中央请求“回讲坛”，直至1955年副市长扩编至八人，吴晗只抓教育，这才稍得喘息。从此他把批示时间切割得精细：上午批件，下午读书，夜里写作，节假日跑学校听课——节奏依旧紧，但有了学术呼吸。
吴晗一直坚持清廉。1954年“五四”青年节，北京数十名中学生致信，盼与副市长座谈。活动安排在中山公园西餐厅，费用足可走公账，吴晗却掏自家工资。1956至1957两年，他每月组织一次中学教师座谈，饭后请客仍用自己的稿费。那些老师回校后常感慨：官场难得见到如此“抠门”的副市长。
时间线推进到1956年春，闻立树的调动已成定案。那天傍晚的书房里，吴晗语气平静：“你若留在史学这一行，有两条路自己选。”他把建议写在便笺上递过去——
一、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做范文澜的助手，边干边学；
二、报考大学，系统攻读一门专业，打好根基后再做研究。
短短两行字，却展示了吴晗一贯的务实思路：既点明方向，又让对方充分自主。闻立树认真权衡，最终倾向第二条路，原因很简单——古代汉语基础不足，如果直接做助理，容易走形。于是他报考高校。8月，先后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到底去哪儿？他拿不定主意，又去请示吴晗。吴晗当天写信给北京市高校招生委员会负责人陶大镛，不到一周便收到回信：“照招生规定，应赴中国人民大学。”选项最终落定。
离别那天，吴晗只说了一句：“好好读书，把字写好。”闻立树点头记下。四年秘书生涯，他在吴晗案头见过无数批语：言简意赅，笔画劲峭。那也是无声的提醒——史家文章，先要字斟句酌。
闻立树入学后，很快显露优势：熟悉党政文件流程，掌握大量档案资料，写作规范。1964年，他顺利留校，从此扎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每逢谈及学术门径，他总举吴晗的要求：“别急着写，先弄懂材料。”正是这句话，让他在档案堆里坐得住、沉得下。
值得一提的是，吴晗对稿费分配的做法，在当年机关里留下佳话。每当发表文章，他会把部分稿费分给参与起草的秘书。1953至1954年，机关干部仍执行供给制，收入并不宽裕，那几张稿费票子成了青年人最实在的“红包”。闻立树多次领到，心里明白：那不是钱的数额，而是知识劳动的认可。
吴晗的党员身份，一直保持“半隐形”状态。早在1951年1月，他写信给徐冰，恳求组织接纳。统战工作需要，党籍批准延迟到1957年3月，而且限定只在极少数领导间通报。低调、节制，是他做事一贯的风格。正因如此，他对秘书、警卫、司机这些“小人物”的前途格外上心，唯恐让人“跟着自己忙了半天，耽误了学习”。
1966年，吴晗遭遇政治风浪，不幸去世。噩耗传来，远在人大任教的闻立树沉默良久，翻出十年前那张便笺，字迹仍旧遒劲。若干年后，他在课堂上提到自己的学术起点，只一句淡淡总结：“选择了路，就得走到底，吴副市长当年把门给我推开，剩下的全靠自个儿脚力。”对此，许多学生记忆犹新。
回想1956年那个傍晚，白塔影子早已移位，然而吴晗留给闻立树的那份从容与清晰，却在后来几乎所有重大节点上提供了稳固坐标。换句话说，两条提升路子不仅塑造了一名党史学者，也折射出一位副市长对人才培养的独特格局——指导而不包办，严谨却不失温度，这大概正是“儒林”担当最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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