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获特赦后，出席宴会遇“老友”却不认识，老友笑道：都20年了|军统|徐冰|徐远举|戴笠|沈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清晨，雪霰扑在西直门外的砖墙上，战犯管理所的大门却第一次在冬雾里缓缓打开。沈醉，昔日军统少将、重庆“活阎王”，拿到特赦令那一刻，只觉得肩头的阴影似乎被北风吹散，却又隐隐不安——外面的世界对他会是什么眼光。

离开高墙后，沈醉先被安置在北京一处简朴的院子里。街角小饭馆的蒸汽和煤烟味让他恍如隔世，他在日记里写道：“重踏自由土，脚下像踩着棉花。”可惜，日记刚写两页，他就收到了《人民画报》寄来的采访邀请。镜头前的他西装笔挺，却掩不住眉宇间的惶惑——过去那一摞黑档案，他自己都不敢细看。

次年冬月，《红岩》在王府井上市。消息传来，他背着双手溜到书店，在长队里站了两小时，买到三册新书。回到住处，他翻了几页便惊得出了一身汗：严醉、徐鹏飞、沈养斋，分明是自己与旧同僚的翻版。夜深灯下，沈醉提笔写信给仍在功德林的徐远举、周养浩：“我们仨啊，算是被钉在纸上了，这也好，日后有人记得我们干过什么，知道革命为什么难。”

小说热销，他的日子却没多少安宁。导演水华筹拍《烈火中永生》时，请他到片场作顾问。他戴着旧鸭舌帽，手握木刀，给年轻演员示范军统的杀招：“杀人要贴臂抹喉，刀锋越快，对方越没痛苦。”台下几名群众演员听得倒吸凉气，他却自嘲：“这是当年的浑身臭气，留作戒尺也罢。”

正说得起劲，勤务员递来一张烫金请柬——北京市委统战部当晚在鸿宾楼设宴，邀请首批被特赦人员和家属叙旧联谊。沈醉压下心里的怯意，换了件灰呢大衣就去了。门口迎客的是廖沫沙，满头银发，笑容温和。沈醉与他握手时，心里咯噔一下：这张脸，好熟，却偏想不起名姓。

宴席渐热，二锅头下肚，沈醉忍不住问：“部长，咱们以前打过照面？”廖沫沙不紧不慢：“见过。”一句轻飘飘的“见过”把沈醉吊得更高，他追问日期。廖沫沙放下酒杯：“二十年前，重庆红岩村。”四个字如雷贯耳。那是国共谈判破裂前夕，沈醉奉命带队到八路军办事处下最后通牒，限三日撤离。对方接待他的，正是眼前这位报社主任——那时他叫廖世承，还顶着军统严密监控的黑名单头名。

往事顷刻翻涌。沈醉脸色微红，低声道歉：“廖先生，那时职责所在。”廖沫沙笑着摆手：“都二十年了，算了。今晚就是换盏交友，你我从此做朋友如何？”两人举杯一碰，清冽的汾酒在灯下泛白。席散后，沈醉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旧怨成云，新交可期。

鸿宾楼一役刚过，中央统战部又发来新春茶话会的通知。一九六二年腊月，政协礼堂灯火明亮，笑声杂陈。沈醉正同人闲谈，身旁落座一位中年人，面色清癯，眼神锐利。“沈先生，多年不见，还认得我么？”对方先开口，声音平缓。沈醉愣住，实在记不起。那人眯眼一笑：“吴景中的老同学，三十多年前，你想带我去赴戴局长的宴哪！”

这一句话，把岁月缝隙撕开。那是1941年冬，他和吴景中驱车去请一位“延安来渝友人”吃饭，谁知对方当场疾言厉色，“我不认识你们”，甩袖而去。沈醉细细端详，猛然想起当年街头匆匆一面。“您是……徐先生？”来宾爽朗点头：“徐冰，现在在统战部。别紧张，你早已脱胎换骨。”

徐冰坦言，近来读了沈醉的《军统回忆录》，对那桩“霸王请客”很感兴趣，特地来提醒：“再写时，把我那段也写进去，让后人知道戴笠打的算盘。”玩笑一句，气氛顿时松弛。几杯热茶下肚，两人约定择日再聚。那夜回到住处，沈醉伏在灯下，把与徐冰的谈话写进了簿子，笔迹微微发抖。

随着时间推移，沈醉的忐忑却未全消。那些从白公馆和渣滓洞走出的幸存者，一个个名字都会牵动他的神经。尤其是韩子栋。这位“疯老头”早年就与他零星有过交错，1947年越狱成功，后又参与贵州地下斗争。沈醉在审讯记录里见过韩子栋，却没亲眼见过真人。正因如此，当一九八三年秋天，贵州寄来一封信时，他惊得合不拢嘴。

信封很薄，却压得他心口发闷。落款“韩子栋”，笔迹遒劲，开门见山：想求一本你的《我这三十年》。他对“敌手”的回忆录居然充满兴趣，还写了句“愿再谈军统旧事”。沈醉挑灯回信，把唯一的样书包装好，亲自拎到邮局投寄，并在封底写下“敬请指正”四字。

一个星期后，回信抵京。韩子栋在信里夹了一张近照，面容清瘦，眼神却依旧倔强。短短几行字：“革命无先后。书已拜读，得失并重，盼再晤。”沈醉合上信笺，半晌无语。那夜，他梦见白公馆阴湿的牢房，一盏昏黄的油灯下，韩子栋蜷坐在草席上，朝他微笑。

第二年十月，韩子栋果真登门。北京刚入秋，梧桐叶还没全黄。两位古稀老人握手时，楼道里只有拐杖声和压抑不住的哽咽。客厅里谈不了多久，沈醉心脏时常抽痛，可他们依旧把多年的疑问一一摊开。韩子栋说：“我们都算是时代的木屑，随波而行，只是方向不同。”沈醉苦笑：“可你守住信念，我却走了弯路。”两人没有多谈道歉和责备，只谈眼下的生活、后辈的教育，还商量着要一起回重庆看看那口老虎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