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一聊老祖宗,总爱把甲骨文挂嘴边,觉得那是咱文明的开机画面。

可这事儿得反过来看,甲骨文那玩意儿,其实更像是一部长篇史诗的片尾字幕。

在它登场之前,足足有1500年的大戏已经上演,只是当时的舞台上没有留下剧本。

那段日子,从传说里的炎帝黄帝,一直到夏朝的建立,常被人叫做“史前空白”。

空白?

这可不是啥都没有,那是一段埋在土里、刻在骨子里、活在传说里的历史,只是它没用咱们现在能看懂的字写下来。

没文字那会儿,老祖宗咋记事?

就靠一张嘴,把故事往下传,一代传一代,传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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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张口就来的“炎黄子孙”,根子就在这儿。

你别真以为炎帝、黄帝是天上飞来飞去的神仙,他们八成是那个年代最牛的部落头头。

那场著名的涿鹿之战,也不是什么神仙打架,就是黄河边上几拨人为了抢地盘、争老大,打了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仗。

黄帝先是跟炎帝掰了掰手腕,后来又俩人联手,把南边来的蚩尤部落给干趴下了。

这可不光是打赢了一场架,这是把零零散散的部落捏成了一个团,华夏文明的核心圈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画的。

后来传说的“大禹治水”,就更有说道了。

你想想,几千年前黄河可不是现在这样,它就是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动不动就发大水,刚种下的庄稼说没就没。

大禹他爹鲧,是个实心眼,就知道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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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来了,拿土去填,结果水越憋越高,最后全完蛋。

他这思路,代表了早期人类面对天灾时的那种硬抗和没办法。

轮到大禹,脑子就活泛多了,他搞的是“疏导”。

你不走道,我给你挖条道,顺着水的性子来。

这一下,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治水这事儿,不是一个人两把锹就能干成的。

它得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协调各个部落,统一调度,这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员。

谁能把这事干成,谁的威信就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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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就靠着这个天大的功劳,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大头领,变成了说了算的王。

“家天下”的夏朝,据说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老故事,听着像神话,但你细品,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历史逻辑。

它们是历史被口头加工后的样子,虽然面目模糊,但骨架还在。

光听故事不靠谱,得有地里挖出来的硬东西。

考古学家们拿着小铲子,就干了这个活儿。

他们真就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挖出了一堆被遗忘的“王国”。

时间往前倒五千年,咱们的目光得先看看长江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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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边上的良渚古城,那家伙,直接把中国有“国家”这回事的历史往前推了一大截。

那不是个村子,那是一座城。

有几十万方土堆起来的宫殿地基,有跟现在水库差不多的精密水利系统,还有埋着各种宝贝的大墓。

最震撼的是那些玉器,特别是玉琮,上面刻着一种又像人又像兽的神秘图案。

这玩意儿不是有钱人戴着好看的,这是祭祀用的礼器,是跟老天爷和祖宗“打电话”的工具。

谁拿着它,谁就既有王权,又有神权。

良渚人没给我们留下甲骨文那样的文字,但他们用一座城、一堆玉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五千年前,这里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古国了。

再把视线拉回黄河流域,这才是传说中夏朝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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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很多学者都觉得这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那里发现了宫城,发现了分等级的墓地,甚至还挖出来一个古观象台的雏形。

这说明那时候的人,不光会盖房子,还会看天象、定节气,安排农业生产了。

这脑子可不简单。

而在更靠北的陕西,石峁古城简直就是一座石头垒起来的巨型要塞。

那城墙的规模,那复杂的防御结构,让人看了直冒冷汗。

这又告诉我们,那个时代不光有陶寺那样的“文明之都”,更有石峁这种“军事堡垒”,部落邦国之间,怕是没少打仗。

真正捅破窗户纸的,是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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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时间上正好是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地理位置也在传说中夏朝的腹地,跟史书对上了。

这里挖出来的东西,彻底改变了格局。

中国最早的一整套青铜礼器,什么爵、鼎、盉,都在这儿出现了。

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青铜时代。

有了青铜,不光是兵器更锋利,更重要的是,王可以用这些金灿灿的家伙搞祭祀,彰显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

二里头的宫殿区,是沿着中轴线规划的,道路修得跟棋盘格似的,这种“建中立极”的都城格局,后来的几千年一直在用。

那件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成的龙形器,更是直接把王权和龙图腾绑在了一起。

虽然二里头到现在也没挖出一片刻着“夏”字的甲骨,但它展现出来的气派和水平,正好填上了从陶寺、石峁那种邦国时代,到商朝那种成熟王国之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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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像一个证据链里最关键的一环,让你不得不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那个夏朝,大概率就是以二里头为中心的那个强大实体。

那为啥这么牛的一千多年,就没留下片言只语呢?

难道是老祖宗光顾着打架种地,没空搞文化?

这想法就简单了。

文字这东西,不是想发明就发明的,它是被“逼”出来的。

当一个社会还比较简单,部落不大,事儿不多,靠人脑记、靠嘴说就够了。

就算有什么需要记一下,在陶器上画个符号,或者用绳子打个结,也能凑合。

问题是,当社会发展到像二里头那种程度,国家机器已经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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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大了,人口多了,收税、祭祀、打仗,样样都得清清楚楚。

你今天派多少人去东边打仗,明天从南边收多少粮食,后天祭祀要用几头牛,这些事光靠脑子记,早晚得出乱子。

命令要准确传达到远方,光靠传话也容易走样。

这时候,一套标准化的、大家都能认的符号系统,也就是文字,就成了刚需。

在良渚、陶寺的年代,可能已经有了很多零散的图画符号,但它们还没统一,不成体系。

而且很可能,它们是写在木头、竹片或者兽皮上的,这些东西在土里几千年,早就烂没了。

一直到夏朝晚期和商朝,国家管理的需求爆棚,祭祀占卜更是成了头等大事。

为了跟鬼神、祖先沟通并记录结果,商王需要一种能精确记录、又能长久保存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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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成熟的甲骨文系统应运而生,并被刻在了最不容易腐烂的龟甲和兽骨上,这才幸运地留到了今天。

那座被认为是“夏都”的二里头宫殿,最终成了一片废墟。

而在它的东边,一个新的势力正在磨刀霍霍,他们手里掌握着更锋利的青铜,也即将把文字刻在龟甲上,一个叫“商”的时代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