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兰南昌起义曾搭救陈赓，晚年接受采访，没她开国大将就少一人|杨庆兰

1992年7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仍在午后热浪中晃着光，一辆旧桑塔纳停在东城区一处普通居民楼前。楼上，身材高挑的八十二岁老人正慢慢挪动脚步迎客。记者刚握住她的手，惊讶地发现这双布满青筋的手掌依旧宽厚有力——时隔六十五年，它曾在江西会昌战场上把鲜血淋漓的陈赓硬生生拖出火线。老人微微一笑，报上姓名：“杨庆兰，河南信阳人。”

1910年冬，信阳风大，乡村深夜能听到柴门吱呀。十五岁的杨庆兰被家里草草许配。她暗暗咬牙，趁夜色踏上南下的货船。两个月后，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女生队录取名单中出现了一个陌生新名字。从此，她把命运托付给革命。

1926年底的江城气氛紧张。军校党支部负责人低声提醒学员：“书本随时放下，靴子要绑紧。”果然，次年春天，上海“四一二”的枪声很快传到武汉。7月，汪精卫屠杀开始，部分女生队成员被紧急编入行动队，杨庆兰榜上有名。

7月30日夜，百余名女学员沿长江东岸突进，目标南昌。队伍走到九江，却收到“起义军已南撤”的突发消息。意见分裂，行军迟滞。有人主张各回家乡避难，也有人坚持追随起义部队。孙革非拔出手枪厉声道：“退缩者，莫拖大家后腿！”几名动摇军官被就地解除武装。杨庆兰随同二十多名女兵加快脚步，于抚州追上贺龙部，被编入第20军第3师宣传队。

南昌起义后的撤退极其艰苦，宣传队很快改成临时救护队。杨庆兰块头大，抬担架不输男兵。同行战士后来回忆：“她一次能把一百二十斤的伤员扛五里山路，不换肩。”因为这种硬气，女兵中流传“杨大个”的外号。

1927年8月27日，会昌壬田的山头炮火密集。陈赓率营猛攻敌阵后，腹背受敌，左腿连中数枪倒在水沟。黄昏，杨庆兰背着急救包搜寻伤员，看见草丛里一件汗衫隐约起伏。她俯身探鼻息，发现还有微弱呼吸，连忙拍了拍陈赓脸颊：“同志，撑住！”陈赓睁开眼迷糊吐出一句：“别管我，先撤。”杨庆兰没理会，把他的左臂扛上肩，与卢冬生合力抬向后方。那一段山道泥泞，她鞋底打滑还咬牙坚持。医务所统计，当晚共收治重伤23人，只有陈赓存活率极低，但奇迹般挺过来。后来陈赓说：“要不是那位一米七的大姑娘，我命就丢在会昌。”

潮汕失利后，朱德决定三河坝阻击。第九军残部三千余人顶住敌军三昼夜才脱身，杨庆兰掌管救护，再次承担转移重伤员任务。战后清点，她负责送出的二百四十七名伤员活下来一百八十七名。数字不大，却意味着留住了未来的一个连以上骨干。

10月，茂芝会议上，朱德面对衣衫褴褛的女兵开诚布公：“部队即将涉险穿山西进，沿途不便携家属。北上与党中央恢复联系，更安全。”多数女兵沉默良久才点头。为不引人注目，全体剪发、改穿短打。杨庆兰担任队长，她干脆把自己大脚塞进草鞋，笑说：“咋看也像小伙子。”

11月初，队伍抵达武汉外围，与中央军委接上联络；不久，随党中央转移至上海，落入中央特科编制。第二科组长正是已康复的陈赓。见面第一句话，陈赓半开玩笑：“会昌那笔救命债，可不止一声谢谢。”杨庆兰笑着答：“你要紧的是把这条命用到正地方。”

在上海，她承担“内交通”工作，常以“过阿兰”或“胖妹”等化名出入法租界。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出，她负责贴身保护与接应。一次，周恩来需夜访闸北工人纠察队，敌探四处埋伏。杨庆兰假扮茶楼女掌柜，站在门口迎客，暗号对上后才快速领人穿过后巷，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特科档案评语写道：“胆大心细，动作迅疾。”

长期并肩，也悄然成就一桩姻缘。特科秘书黄玠然与杨庆兰因工作频繁接触，感情升温。1930年春，周恩来主动提出在秘密据点为两人证婚。房间不足二十平米，门外狗吠不断，屋里却是一对新人含笑而立。周恩来左手执笔、右手举杯，简短宣布：“革命婚姻，生死与共。”众人击掌三声，婚礼结束，场地立即撤换隐蔽。

抗战爆发后，两人转入后方工作；新中国成立时，夫妇俩都已是副部级干部。奇怪的是，两口子住了大半辈子的始终是一套五十年代分配的小院。记者来到客厅，地面只是灰水泥，角落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闪着淡绿光，墙上却挂满陈赓生前寄来的合影，上面潦草写着一句话：“杨大姐，欠你条命，一辈子不敢忘。”

1992年8月，采访结束第三周，杨庆兰病情恶化，静静辞世。她用过的急救包、那双磨穿底的草鞋，被家属无偿捐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004年，黄玠然也在北京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遗物整理时发现两封泛黄信纸，一封陈赓写于1949年12月：“庆兰，入城在即，战士士气旺，惟愿你平安。”另一封杨庆兰回信：“活着是干事，死了不累人。”署名仍是那个当年南昌救护队里最普通的代号——“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