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亮到凌晨三点，客厅像被冻住。项辉方捏着钢笔，手抖得把“求生”写成“球生”。她没改，直接递上去，六个字比二十一年婚姻还短。十天以后，周恩来批了“同意，速办”，章一盖，她成了“黄永胜前妻”，身份像脱外套那么轻。

可没人知道，同一周她偷偷把一包异烟肼塞进钟伟的饭盒，附纸条：三点，装疯，上车。三个月后，钟伟“死”在档案里，真人却活到八十四，在合肥偷偷钓鱼。她干这种“假死快递”三十多次，病历、死亡证、出院小结，她都能改，像改错别字。1978年有人给她发奖章，她拿回家拿布包好，继续上班，一句没吹。

黄永胜那边更哑。1983年春天，他在崂山疗养院烧回忆录，八本，三百万字，火太大，只烧掉半句：“主席，我对不起您给的名字……”灰里剩下“名字”俩字，像没签完的检讨。他先走，她后走，子女照她意思，把俩人埋一起，墓碑中间留两厘米缝，左边白菊给他，右边二月兰给她，花籽落地自己长，谁也没低头。

2023年，子女把她的手稿捐给军博，封皮写着《八路军女兵回忆录》，只写完127位，纸边卷成毛边。笔记本最后一页是她自己的字：疼是活的证据，不是仇恨的种子。看完我突然明白，有人用离婚保命，有人用合葬保回忆，中间那两厘米，才是时代留给他们的呼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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