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的北京已进入隆冬，清晨的气温常常跌破零下十度。28日午后不到十二点，解放军总医院里那台老旧的挂钟轻轻一响，黄克诚停止了呼吸。消息传到中纪委办公楼，工作人员放下电话，第一反应是赶紧着手撰写悼词，因为老将军曾说过，身后事要“从简再从简”。
两天内，讣告、追悼会流程、来宾名单全部敲定。1月7日，八宝山礼堂被肃静的黑白色调包围。唐棣华站在门口迎接吊唁者，左腿的旧伤让她只能拄着拐杖，但她坚持从上午一直站到仪式开始。黄克诚生前的秘书小声递上一叠打印好的悼词：“唐部长，看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唐棣华低头翻阅，忽然停在“突出贡献”四字处，笔尖顿了顿，只一道横线，“突出”二字不见。秘书愣住：“真删？”唐棣华抬眼，声音很轻：“这是他生前意见。”
故事似乎就定格在这两字的删减上，可若不回溯几十年，很难读懂这份“固执”。1937年秋天，新四军第五纵队抵达苏北时，“县委小唐”第一次见到黄克诚。彼时她刚满十九岁，主持筹粮工作，见到这位戴眼镜的指挥员时心里嘀咕：这像司令员？后来才知，这位“书箱里装满线装书”的大个子早在中央苏区就名声在外。
有意思的是，两人真正熟悉并非因战事，而是因读书。一次避敌宿营，杨纯悄悄撬开黄克诚那只旧铁皮箱，想找一点吃的，却只翻出满箱《资治通鉴》和英文笔记本。唐棣华见书眼亮，蹲在地上就翻了起来。黄克诚笑着对警卫员说：“去街上称两斤猪头肉，招待这位‘书迷’。”寒风呼啸，陈设简陋，那顿热腾腾的猪头肉成了两人暗中结缘的起点。
1941年春，新四军第三师在阜宁重新整编，黄克诚身兼数职，唐棣华担任机要秘书。几个月后，黄克诚憋了许久的话终于说出口：“小唐，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一辈子？”她脸红到耳根，只点头。两条被子一合，这段革命伴侣便算成婚。没有喜糖、没有红纸，连介绍人都省了——战争年代，时间比金子还贵。
随后数年，两人南征北战。唐棣华先后在阜宁、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沙、武汉等地任职，最大的成就是把复杂的后勤账目理得清清楚楚。黄克诚打趣：“唐同志身子单薄，干起活来比一个团还顶用。”1949年进京后，黄克诚先任湖南省委书记，后入总参，而唐棣华则被调到化学工业设计院。夫妻俩再次分居，一周能见一次面已属奢侈。
1968年，黄克诚被隔离审查，家里传来噩耗说他“已去世”。唐棣华写信、求证、四处奔走，只为弄清真相。直到1971年一家团聚，她拄着拐杖爬上军用卡车，看到消瘦的黄克诚，什么话也没说，只拍了拍他的手臂。两人习惯在逆境中无声地互相扶持，这份默契一直持续到黄克诚晚年。
进入八十年代，医护人员曾提议让老将军南下休养，顺便治疗慢性支气管炎。黄克诚摆手：“去一趟就得动用专机、专列，浪费公家钱。”他把同样的理由写成笔记交给院方，要求撤掉某些昂贵药物。医生劝不动，只好偷偷把口服药磨碎掺在牛奶里。发现后，黄克诚干脆绝食抗议。唐棣华只能转述医生的妥协方案：“最基本的保命治疗，总得接受吧？”黄克诚沉默半晌，点头，却坚持不要“特殊配给”。
因此，当悼词里出现“突出贡献”四个字时，唐棣华知道丈夫若在，必定摇头。“贡献”二字已概括毕生，“突出”显得张扬。这一点，她绝不会违背。删掉两个字，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他们共同信守的准则——为公为民，不为己名。
追悼会结束，灵车缓缓离去。唐棣华没掉泪，只对身边人说：“他总算歇下了。”随后，她回到医院做复查，左腿骨膜炎又犯，却拒绝单独病房，坚持和普通病员同住。工作人员劝她稍加照顾，她摆摆手：“能走动就行，别给组织添麻烦。”
此后十四年，她几乎谢绝所有社交邀请，只在清明和“八一”两天到军事博物馆看看新四军展柜。2000年3月22日凌晨，唐棣华因心衰离世。邻居整理遗物时发现，她的衣柜里除了两套旧式呢子外套和一摞化工图纸，再无其他值钱物件。最上面压着那张悼词原稿，空白处留着一行小字：“删此二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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