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6日凌晨,南京城一场冬雨淅沥,守在中山陵八号楼门口的通信兵递进了一封加急公函。信不长,却足够让将军们回想半生:写作班子正式向王必成发出邀请,请他回忆与许世友并肩作战的往事,协助整理《我在红军十年》《我在山东十六年》两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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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刚寄出,另一端几乎没有迟疑便回了话。“此材料已阅,因身体欠佳,况时间已久,记不清了,望谅解。”寥寥数字,字迹硬朗。王宣拆信时低声嘀咕:“将军风格,一个字也不多。”写作组有人愣住:两位同乡同袍,怎么说忘就忘?

时间线随即倒回到1926年。麻城乘马岗镇,两条土路把许家洼、小寨村隔开不到十里。秋收季,青年许世友在祠堂里敲锣集结赤卫队,王必成背着镰刀挤进人群。起义、转移、再起义,风声火火里结下第一段袍泽情。那段日子,乡亲只记得夜里常见两位小伙子并肩巡逻,一个嗓门大、一个话不多。

红军时期,两人同在四方面军,血战苏区反“围剿”。许世友冲锋在前惯了,王必成当时挂枪托后阵护尾。谁也没料到,几年后抗战前线一个奔晋南、一个赴皖南,自此走出两条轨迹。129师386旅副旅长、茅山“王老虎”的名号,就在这段时间各自成形。

华东野战军再度重逢,局势已换人间。莱芜、孟良崮,九纵与六纵隔山呼应。六纵强攻张灵甫,九纵截击援军,战况紧时粟裕一句“六纵顶住”,王必成掐着秒表连推三个高地。战后统计,他一役歼敌万余,却把伤亡数字压到可控,老兵私下服他稳、服许世友猛。不过就在这一高光之后,涟水惨败让六师折了大半口气,差一点撤职。陈毅、粟裕拍板留职检查,王必成却只提一句:“再打七十四师,别忘了我。”这句倔强后来真兑现——孟良崮顶峰,他第一个冲进指挥所。

朝鲜硝烟又把两个人拉到近前。1953年春,三兵团与九兵团一个接一个过江。途中列车停在安东站,许世友隔窗招呼王必成:“老王,东线见!”王必成抬手回答两字:“遵命。”对话短得像口令,但同行将士都记下了——那是他们在朝鲜战区唯一一次碰面。

1955年授衔,许世友晋上将,王必成列中将。外界议论纷纷,南京军区礼堂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场景:王必成抱着新军装与家眷合影,一脸孩子般满足。许世友听说此事,只是摆摆手:“这小子,心宽。”然而正是这份“心宽”,数年后在北京一场会议上被轻轻撕出一道口子。许世友因故情绪起伏,握手环节忽然说了句“不好”,气氛瞬间跌入冰点,旁观者以为兄弟反目。

转折发生在1982年初。王必成休养南京普陀山一号,得知老战友也在城里,专车直奔中山陵八号。两位将军聊到夜半,王必成感叹:“一百多赤卫队员,就剩咱俩。”许世友点烟没吭声,眼眶却红了。照片留下两张倚肩而立的身影,很多人以为尴尬终结,也就没人再提北京那次冷场。

谁料仅隔两年,第一次中顾委华东组会议变了调。许世友主持会上隐晦批评三人——名字没说,指向却清清楚楚,其中就有王必成。原因说复杂也简单:特殊年代南京军区的措辞与签字,许世友始终放不下。会场鸦雀无声,王必成忍住当场发言,私下找聂凤智聊天。聂凤智一句“老许脾气硬,给他个台阶吧”才算压住风波。

1984年6月杭州第二次集会,王必成终于把话挑明:“几十年革命,我无一句反你;我们七十多岁,多栽花少栽刺。”讲到动情处,他用手背擦了下额头。许世友坐在对面,轻点头:“谈得好。”散会后,两人并肩走出会议室,短暂沉默后握手,连多年秘书都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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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时刻,写作班子的催稿信送到小寨村。王宣考虑过,王必成也许并非真忘,而是怕口述再燃旧怨。历史细节他记得很深,可若只留下自己一面之词,未必公平。于是才有那句“记不清了”,既挂念身体,更给彼此留个余地。

回忆录终究问世,带着许世友浓重的个人笔法,争议随之而来——有说褒功过大,也有称“诿过不争功”。有意思的是,每当有人质疑许世友未曾赴朝,王必成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纠正:“三兵团1953年夏季反击,许司令亲自在金城前沿。”短短一句,为老乡亦为真相。

王必成去世前留下半本未完手稿,扉页只写四个字:“勿枉、勿纵。”手稿里没有一句批评许世友,也没有回忆录班子所求的战地细节。他似乎更在意的是,双方几十年的相扶相持,而非功过分野。王宣后来感叹,写史难就难在此:人可以争荣誉,也可以让荣誉归于沉默;可对同袍的执念,往往在沉默里才显得硬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