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2，县党部要人为什么对朱晓光如此的提防和嫉恨呢？|党部|朱晓光|朱枫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对进攻的日军给予坚决抵抗，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应战，并准备应付新的可能发生的事变，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十天以后的7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是他自半年前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以来，第一次顺应民心、被迫抗战的公开表态。

同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进行会谈，至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也历经风雨终于形成。

中共《通电》和政府抗战决心，得到了举国上下一致拥护。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华夏儿女，掀起了全民抗战的滚滚热潮。地处东南沿海，富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镇海人民，走在这场时代暴风雨的前列。

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东南沿海成为抗日前线，镇海城乡由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的救亡团体风起云涌，多达数十个；遍布江头海尾的防御工事，不仅驻军加强了戒备，也活动着人民群众的自发武装；连朱家大院的主人、年逾古稀的朱云水，也在他担任主任委员的浙东渔民协会内建立了一支自卫队，配合海防部队，抵御来犯之敌。

这股强劲而热烈的时代风，也刮进了白家浦陈家新宅的大门里—— 带来这股新风的不是别人，而是数年前朱谌之偕夫携女回乡时，来新宅门里同表妹们一起读书的外甥朱晓光。

那时的晓光，小学毕业不久，还是个毛孩子，在二舅家待了半年，第二年由大哥带到上海一家制罐厂当学徒，因受不了工厂主的严格管制，大哥又把他送进上海第一铸工厂，在这里当徒工同样又苦又累，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

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经二舅妈朱谌之托人介绍，晓光进了上海南京路上的中国国货公司当练习生。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专营国货的百货公司，单练习生就有两百多人，晓光每天站十二小时柜台，晚上还要接受职业训练。

幸运的是，受公司委托负责职工培训的是从申报流通图书馆派来的李公朴先生，这位后来成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进步知识分子，是一位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良师。由于他的引导和鼓励，朱晓光读书和写作的兴趣大增，对许多社会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当30年代中期，日军步步进逼华北，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随着绥远抗战和“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兴起，上海各大公司职工的抗日爱国热情也高涨起来。血气方刚的青年店员朱晓光，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和职业界救国会，成了救亡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

有一次他在参加示威游行时，看到了行进在另一支队伍中的二哥曦光，这件事被同在上海的大哥曙光知道了，特地赶回镇海要母亲以生病为名写信将他俩“骗”回家，以免发生意外。

1936年春天，晓光参加了爱国人士梁桐芳组织的中华青年劝用国货促进团，上溯长江沿岸各省市进行抗日宣传，大开眼界，也受到了更多的实际工作的锻炼。

“七七事变” 和“八一三”抗战开始后，晓光从上海回到家乡，此时日寇的飞机和军舰经常来沿海骚扰，毁屋伤人，罪行累累，镇海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二十岁出头、思想进步，也见过世面的他，自然满腔热忱地投入了县城内外正在勃兴的救亡运动。

“二舅妈，今天下午在民众教育馆召开抗日救国的集会，你也去参加，好不好?”

8月里的一天，朱晓光兴冲冲地走进陈家新宅门，对正在里屋踩缝纫机为女儿们做衣服的朱谌之说。

“我?……”朱谌之停下手中的活计，有些疑惑地望着走进来的外甥。

“当年二舅妈跟二舅从东北回来的时候，还教我们唱救亡歌曲《松花江上》、唱岳飞的《满江红》呢—”朱晓光提起往事，更有些激动地说，“现在，日本鬼子已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朱谌之跟着外甥朱晓光去民众教育馆开会，那里已聚集了几十号人，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唐爱陆老人。

唐老是前清秀才，早年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做过民军的军需官，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和劳工部长，“清党”中受排挤被迫回乡。

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左派，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地回乡后，一心致力于家乡建设，办学校、修公路、育苗造林、提倡卫生、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做了许多好事，在老百姓中享有崇高威望。

由于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也成为贪官污吏的眼中钉和令权贵们头疼的人物，被讥称为“唐大炮”。眼下，这门“大炮” 又为唤起民众救亡图存而发威了。

会场上还有一位年轻人也引起朱谌之的注意。他不到三十岁的样子，名叫华云游，公开身份是省保安处派来的指导员，指导的对象便是朱谌之父亲朱云水掌管的浙东渔民协会自卫队——因为该组织直接关系到沿海的地方保安，责任比较重大，故有此种安排。

不过，这位华指导员的活动范围并不受此局限，他对社会各界的救亡工作都很关心。在民众教育馆的群众集会上，他向大家报告了上海军民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卫国将士们正在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国土一寸金”的坚定信念，同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激战：血战八字桥、争夺杨树浦、“八一四”空战……来自大上海的每一条信息，都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前线将士在流血，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前线!”

年轻气盛的朱晓光第一个表态，他主张组织抗日宣传队，立刻开展街头宣传，募捐募款，动员群众投入救亡运动。他还向大家推荐同他一起来的朱谌之，说他的这位二舅妈是宁波女师毕业的，弹琴唱歌、书法绘画都很在行，是难得的宣传人才。

几句话说得很少出门的朱谌之涨红了脸，连连摇手，示意他“不要瞎说”;望着她尴尬的样子，唐爱陆和华云游也笑起来，因为他们都同憩园老人朱云水相交，是城东朱家大院的常客，自然对这位年轻寡居的朱家四小姐也多少有些了解。

“好啊，好啊，欢迎陈太太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嘛!”华云游说。虽是第一次见面，朱谌之沉静、娴雅的气质，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四小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令尊这么大年纪都在为国效力，你年纪尚轻，也该出来做点事啊……”唐老的口气里，流露出父执长辈的敦促与关怀。

当时县里已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又称抗日自卫委员会),唐爱陆老人被推举为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张感尘兼任),民众教育馆是后援会的重要活动阵地。

在唐老、华云游的支持下，一支抗日宣传队在这次群众集会上自发地组织起来，经过协商和推选，还是从上海回来、活动经验比较丰富的朱晓光当了宣传队长。会上还成立了一支救护队，负责敌机、敌舰来犯时的群众救护工作，朱谌之被大家推选为该队队长，向来热心助人的她当然也没有推辞。

仿佛又回到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曾在“五卅”风暴中跟同窗好友陈逸仙一起走上街头宜传反帝反封建、支援上海爱国工人和学生的朱谌之，眼下虽已三十岁出头，而且身为人母，甚至做了祖母(陈绶卿和前妻所生的子女成亲后，此时也有了孩子),但埋藏她心底的爱国火种并没有熄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深重的国难所触动、为全民抗战的烽火所点燃，像炽热的岩浆一样不可遏止地喷发出来了。

从1937年那个躁动的夏天开始，短短几个月内，她像变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是那个寡居在高墙深宅里的寂寞妇人，而是毅然走出家门，同朱晓光这帮年轻人一起活跃在大庭广众之中，奔波于县城内外，上街刷标语、散传单，在民教馆、城隍庙等公共场所教唱抗战歌曲，为支援前线进行募捐演出，在敌机敌舰的骚扰侵袭下救护受伤群众……多才多艺的她既是各项工作的组织者，更是积极参加者。

镇海三面临海，敌舰炮击、敌机轰炸极为频繁，死伤同胞甚众，大家知道应该组织起来抵御侵略。我们在民教馆组织抗日宣传队，如利用旧的说书方式吸引听众再作抗日宣传、解释疑难；组织剧团演出《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等。

我被选为宣传队长，舅母被选为救护队长。我们的生活都极为坚<艰>苦，情绪却极为高涨。和我们共同工作的有四五十人。敌舰常是在半夜来袭拂晓遁去，我们一闻炮声即出发。最使我感动的是守寡多年、支撑一个旧式大家庭、做了祖母的舅母，竟也毅然挺身而出，抛弃古书画诗词 (的)生活，奔向抗战，毫无顾虑地参加各项行动。

当时，淞沪战事还在激烈地进行，战火已燃遍了整个江南，从沪杭一线逃来的难民极多，也有许多从上海、南京回乡的青年失学、失业在家。为避战祸，镇海城里的许多有钱人都躲进山里去了，社会上人心惶惶。

朱晓光同朱谌之商量如何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起初他们想借用一家停工已久的布厂，开动一部分木机搞生产自救，但与原厂主交涉几次都没有结果。眼看时间已不能拖延，朱谌之决定把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刺绣等工艺品拿出来，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将所得钱款悉数捐出，以解难民们的燃眉之急。

同时，又由她出面开办“镇海女子工艺传习所”,利用自家的空房子收留一部分难民和回乡青年，向她们传授编织、缝纫等生产技艺，让大家自己动手养活自己；还组织了几个“货郎担”形式的贩卖队，推销工艺所的产品，兼卖一部分农民急需的小百货。

每队三五人，走遍山乡，先进行抗日宣传，再出售各种商品，遇到敌机轰炸、敌舰炮击，平民百姓遭殃时，这些小分队又变成了救护队，协同当地唯一的私立“同泽医院” 的医护人员前去援救。

就在他们满腔热忱日日夜夜紧张工作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位书记长却利用手中的权势，不断施加干扰和破坏。先说要同他们合办工艺所，在遭到拒绝后又经常派人以检查工作为名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利用流氓特务打入难民队伍，威胁利诱工艺所和贩卖队的人“不要上共党分子的当”,拉人去参加国民党的“青训团”,更可恶的是在他的纵容下，其党羽还将朱谌之、朱晓光他们准备送给前方将士的慰劳品随意糟蹋。

总之，在这个信奉“一个党派、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字头党棍看来，热心于救亡运动的人如果不跟当权者走，不像他们那样趁机捞一把、发国难财、做升官梦，就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共党”或者是受“共党”指使的可疑分子了。

其实，此时的朱谌之对共产党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与了解，在上海参加过党所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朱晓光也并非党团组织的成员，那么,这位县党部要人何来如此的提防和嫉恨呢?

其中的缘由有二：

一是因为晓光和谌之他们同“唐大炮”的关系密切，又同华云游接近——唐爱陆老人一向为当权者所排斥，即使当了抗日后援会副主任，仍然要给他找碴子、添麻烦；

至于华云游，虽有省派指导员的公开身份，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里，此人言论“左倾”、特立独行，似乎有更深的背景，让县党部的老爷们根本摸不着底细。

就连“唐大炮”有次向朱晓光提起他，也曾以夸赞的口吻说： “云游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对时局分析得透、精明干练又老成持重，难怪人家说他像共产党!”

另外一个原因，出在朱晓光的二哥朱曦光身上。

比晓光大一两岁的曦光，早在1931年小学毕业后就去上海一家私人照相制版所当学徒，喜爱读书的他被邹韬奋创办的畅销杂志《生活》周刊所吸引，两年后慕名考进生活书店当练习生。

华应申当了新知书店的副经理，他要朱曦光来书店管财务，做他的助手，朱曦光便进了新知书店。善于学习的他很快成了业务骨干，还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朱执诚”(建国后进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又改名朱希。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中仍沿用他的本名朱曦光)。

参加新知书店工作的青年朱曦光(即朱希，晓光二哥)

“八一三”以后，上海形势危急，党组织决定将新知书店内迁，要朱曦光打前站，带着书店的最后七百元现金，走浙赣线去武汉设立总店。

他先搭太古公司的难民轮船，于11月初回到镇海家中。妻子陈宜(原名兰芬，也就是朱谌之亡夫陈绶卿与前妻周氏所生之女，曦光和她是姨表结亲)在此前刚生下一个男孩。一到家就做了爸爸的曦光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他的母亲陈玉看到老二平安归来，全家人团聚，也欢天喜地放下了心。

朱曦光在新知书店做事以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些情况，早就传到镇海某些人的耳朵里，对县党部那些嗅觉灵敏的鹰犬来说，这一切均有戴“红帽子”的嫌疑。因此，他们对他三弟晓光和二舅母朱谌之的救亡活动虎视狼窥、格外“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在朱曦光的归来，也给亲人们带来了外面的消息和新的期冀。曦光告诉晓光和朱谌之，他马上去武汉，将在那里开办新知书店的总店，这是一项为全面抗战所需要的工作，有许多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的志同道合者，像华应申、徐雪寒，都是人中麟凤，对自己有很多帮助，非常靠得住的。今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书店还要在一些地方设立分店，可做的事情很多。

“江南战火蔓延，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已成为抗战中心，新知书店目前缺资金、缺人手，你们在镇海的处境不好，何不跟随我一起去武汉参加工作昵?

再说，东南沿海的战局难料，镇海一旦沦陷，迟走不如早走。”

曦光的一席话说动了两家人的心。商量再三后，曦光的大哥朱曙光(此时也在家乡，他的妻子不久前因难产而亡故)先同二弟一道去武汉，晓光和母亲暂时留在家中照料产妇和孩子们，朱谌之也有不少家事需要安排，等去武汉的人有了安身之地，其他人再去会合。

没过多久，曦光从武汉来信说，他筹办书店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大哥得了阑尾炎住院开刀，伤口化脓一时还难以愈合，亟须照顾 ……

陈玉接到儿子的信，心急如焚，连忙找晓光和朱谌之商议，决定立刻动身。陈玉、晓光母子俩带着一家老小，加上朱谌之和她身边的两个小女儿八岁的沈珍和十岁的奉珍，一共九口人匆匆上路了。他们连夜赶到宁波，登车西去，奔赴千里之外的江城武汉。

这是1937年的隆冬季节，三十二岁的朱谌之平生第二次出远门，同十年前远嫁东北去沈阳的那一次相比，周围的世界和她自身都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此时，上海已经失守、南京刚刚沦陷，满目疮痍的河山和四处逃难的人流，让她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感受到了战争的伤痛和敌人的凶残。

一路上，遇到许多去武汉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拥挤的车厢里时时响起正在流行的抗战歌曲：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着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