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秋,大渡河谷的阳光透亮得有些刺眼。彭德怀随西南三线建设检查团来到康定以南的河湾,他举起望远镜,看着那段水面平缓的浅滩,突然脱口而出:“如果那年我们从这儿下水,结果会怎样?”随行参谋愣了一下,答不上来。短暂的沉默,把众人带回三十年前那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较量。
1935年5月21日深夜,中央红军刚离开礼州。电报线上,蒋介石给贺国光下死命令:大渡河必须封死。彼时金沙江天险已被红军抛在身后,新的拦路虎正咆哮——浪急、岸陡、渡口稀少的大渡河,被国民党寄望成“红军覆亡线”。
江河之外还有人心的博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落槌:放弃攻西昌,北上与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建立根据地。方向清晰,可必须抢时间。蒋系十万中央军、川军五万由东南两路压来,一旦会合,红军形势立刻逆转。毛泽东低声说:“石达开的悲剧,我们不接着演。”
队伍经德昌、沪沽向安顺场疾行。石达开当年就在此地被困,传说中的“紫打地”阴影仍在,但红军学会了和彝族群众打交道,粮草得以补充。对岸川军指挥韩槐楷却把全部船只集中北岸,还堆起柴草欲焚村庄,要让红军连口热饭都别想吃。
夜色中,一场“无声战斗”先展开。左权在大树堡佯渡,消息故意泄给敌人;杨得志率红一团摸进安顺场。25日凌晨,枪声骤起,仅半小时,赖执忠营部被端,红军缴获那条孤零零的木船。河边俘虏哆嗦着举手,一名通讯员吼道:“别动,船留下!”短促对话成了历史注脚,17名勇士由此诞生。
河水滚,船身晃。上午10时,这17人抱着机枪、手榴弹冲进激流。接近北岸时,子弹像雨点一样泼来,排长李德才挥手:“送死的,都上!”强火力压制后,渡口被夺,滩头线就此稳住。可问题更大——一共四条船,其中三条破损,大部队过不来,身后尘土飞扬,薛岳的中央军正在赶路。
毛泽东与朱德26日抵河边,看完实情,立即改线:沿河两岸并进,两天抢到泸定桥。于是分成左右两纵队,林彪、聂荣臻各领一路,开始与时间拼命。最艰苦的,是担任先锋的红四团。27日下午从安顺场出发,一头扎进大山,夜行雪线,战士们用绑腿勒住脚掌,硬是“扛”出了240里。
29日清晨,泸定桥西岸先被红四团占住。13根铁索、百米长空,桥板已被川军拆掉大半。杨成武挑出22名战士,身背木板和爆破筒,号声一响就冲上摇晃的铁链。机枪火舌闪成一条线,江风带来焦木味——敌人在东岸放火了。烈焰扑面,突击队员却趴在烫得发红的木板上,用匕首剔钉继续铺桥。几十分钟后,东岸枪声沉寂,泸定桥被牢牢攥在红军手里。
左纵队的英雄举火把冲桥,右纵队的红二团在瓦坝、得托、铁丝沟连续打三仗,钉住援敌。前后呼应,让泸定桥东岸守军失去增援。聂荣臻后来感慨,这不是哪一个团单拼出来的成绩,而是一张严密的协同网。
当大部队从泸定桥滚滚北上时,刘伯承走在木板上猛跺两脚,像在试探胜利的厚度。他笑道:“辛苦总算没白费。”此刻,大渡河天险已被彻底跨越,蒋介石想复刻石达开覆没的算盘落空。
时间跳回1965年。彭德怀顺着河岸往上游走十多公里,看见河床变宽,水深不过腰际。老将军把手中的树枝往水里一抛,枝叶缓缓漂走,他沉吟一句:“当年这里涉水都成。”身边工程技术人员对照地形图,确认河段多年未有改道。理论上,红军若再北上一日,确实可不靠泸定桥也能渡河。
然而,1935年的钟表滴答得太快:敌军紧逼,粮弹见底,彝民区刚刚稳住,大队人马需立刻越过天险才能喘息。放弃已掌握的安顺场渡口,再去摸索新的浅滩,风险巨大。事实证明,毛泽东那道“两天到桥”的命令,打破了所有犹豫,赢得了战略机遇。
彭德怀把目光从河面收回,脚跟重重碾了一下沙土,没有再说话。三线建设的车辆呼啸而过,尘埃中依稀可见17勇士与22突击队员的身影,他们在1935年的水和火里,为整个民族闯出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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