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河内的国防部灯火通明。参谋长陈文策把一份情报摔在桌上：“中国不会动手，他们正忙着经济调整。”这句话在会议室里回荡良久，却没人提出异议。正是这种自信，或者说盲目乐观，让越南很快付出代价。
停留在七十年代的胜利光环，是越南高层误判的根源。抗法、抗美连续奏捷，再加苏联新式装备源源不断送抵海防港，河内觉得自己突然从“竹竿”变成“钢枪”。新的国策文件把越南定位成“老大哥”——中南半岛的主宰者。于是，柬埔寨局势刚有风声，越南部队就跨过边界；中越边境上，不断有枪声与炮火撕裂夜空。
从1977年到1978年，中方多次提出交涉，要求停止挑衅，然而效果微乎其微。越军甚至在广西方向炮击民房，造成平民死伤。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归来后，曾轻描淡写地对外媒说：“这一仗，不得不打。”言辞克制，决心却已挂在眉宇。
时间来到1979年2月15日，中央军委通电：两线突击，边打边撤，打得快，撤得也快。作战目标只一句：惩戒。命令下达的同时，大量部队在广西、云南集结。夜幕中，坦克履带压得公路嗡嗡作响，附近村民并不知晓即将发生什么，只看见一排排车灯犹如流动的火龙。
2月17日拂晓，炮火同时撕开边境的寂静。越方哨所反应迟钝，电话线很快被切断，通讯陷入混乱。越军第3师的值班军官匆忙在日记里写下两行字：“中国人真的来了”。随后，营房陷入火海，这本日记再无人补完。
黎笋正在胡志明市作巡视。当助手报告谅山、老街失守时，他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调兵，从柬埔寨全部调回来。”助手小声提醒：“那边的战役还没结束。”黎笋摆手：“先顾门口再说。”短短四十八小时，他连续下达五道急电：统一舆论、召回驻外代表、请求莫斯科援手。
苏联的态度却让河内心里直发凉。根据2月23日莫斯科来电，苏军仅在中苏边境举行演习，暂不考虑越南请求的“北线牵制”。克里姆林宫担心失控升级，同时顾虑自身经济困境。黎笋收到回电后，再度召集军政高层，他的声音沙哑：“只能靠我们自己。”
前线情况迅速恶化。2月底，解放军已推进到距离河内不足五十公里处。越军仓促回撤的主力与后方补给脱节，公路上遍布抛弃的装备。3月1日，还在赶往北线的越军320师遭伏击，损失惨重。河内市区进入半戒严，街头贴满招募兵员的告示，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歌曲，但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躲避空袭。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北京收到集团军报告：既定惩戒目标基本完成，建议适时收兵。军事行动的每一步，都在政治与外交的大棋盘上精确衡量。3月5日，中央命令前线各部沿既定路线撤回国内。许世友在电话中只说了一句：“明白。”几小时后，炮声由稀疏成了寂静。
谅山街头硝烟尚未散尽，黎笋仓促赶到。一路上，他看见坍塌的楼房、烧焦的坦克，还有神情麻木的士兵。视察结束，他对身边亲信低声说：“中国人出手之快，出乎意料。”语气里，惊讶多过愤怒。
越南方面随后发布公报，宣称“成功抵御侵略”。但真实的军方统计显示，此役损失接近四万——其中阵亡与失踪占大半。更可怕的是，河内不敢公布这些数字，军心因此更为动荡。苏联援助虽然在继续，远水终究救不了近火；民生凋敝，工厂停产，边境线却必须维持高投入防御，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随后的几年里，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等高地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越军调来山地精锐，解放军则以轮战方式锤炼部队。双方的交火时而剧烈，时而陷入僵持。1984年仅老山方向，越军伤亡便突破万人。黎笋去世前对亲信感叹：“与中国为敌，代价超出想象。”然而话音未落，他依旧批准了一连串加强防御的计划。顽固与犹疑，在同一条指令上交错。
1979年的错误判断，改变了越南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自诩“第三军力强国”的神话在火炮轰鸣中破碎，也让周边国家重新审视这片狭长国土的真实实力。越南高层后来不得不放下身段，与中国进行多轮谈判，直至1991年双方关系正常化框架初步确立。战争硝烟消散多年，边境线恢复宁静，可那年二月的迅捷一击，仍旧是研究越南战略决策时绕不过去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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