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患这个问题，在中国存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了，这就像是难以根治的杂草一样，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费劲巴拉的割草。割完一茬又一茬。
然而到了新中国，短短四年的时间，咱们就剿灭了多达260万的土匪，可以说是把延续了上千年的匪患问题给一锅端了。
而且，那时候剿匪的同时，咱们还在朝鲜半岛上和美国人打仗；国内的匪患还有老蒋的经费和装备支持。说实话，就算是开个上帝视角去看，这样的困境放在谁手里，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
没想到，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咱们就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延续上千年的匪患问题，厉害吧。
咱们先看看，之前的那些剿匪，为啥就难以成功呢？
土匪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一门高风险高收入的生意经。
乱世的时候，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算不是一个乱世，做大做强之后，就坐等着和朝廷招安，一番讨价还价下来，还能混个仕途。
当然了，毕竟是高风险，中途也有被剿灭的，那就只能是运气不好了。
除此之外呢，剿灭匪患也以为这政绩。
古代一些聪明的官员他就想，我是要一次性的政绩呢？还是可持续性的政绩呢？要让朝廷知道，这地方离不开我，只要我一离开，匪患就灭不了。
用大白话来说，这就叫“养匪自重”。
双方都要是聪明的话，就会互通有无，达成默契。
每年资助土匪一些米面粮食，你就交给我一些土匪，我拿去上报政绩。就跟钓鱼佬钓鱼打窝一个道理，我给你打个窝，你献祭几条鱼上来。
只要土匪不触碰到我的核心利益，我犯不着费劲的去剿灭你，咱们还能一起从老百姓身上刮点油水。
其实，说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要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深山洞穴里当土匪啊。要不是土地被兼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遇到个灾年，官府也不管，可不就只能上山当土匪了嘛。
而封建时代的官府，真要动真格的时候，一般都是一刀切的剿灭，他们只管剿，不管救人。稍微聪明点的，也会使用攻心术，但是呢，攻心是暂时的，哪怕主动投降的，也不管你后续的死活、是不是能吃饱肚子。
今年剿灭了，等来年灾荒一来，又冒出新的匪患了。
周而复始，没得办法，累了，爱咋咋地吧。
剿匪的刀也砍不动了，每到灾年都要闹一波，麻了。
老蒋剿匪的时候，更不用说了，那叫一个越剿越多，他下面的人把剿匪都做成了一门生意。
很多土匪的背后都是当地的军队，或者是地方官员，他们之所以扶持土匪，要么是利用土匪打击敌对势力，要么就是虚报剿匪战绩，冒领军饷，更有甚者是直接参与一些黑买卖。
就拿四川的袍哥还有湘西的土匪，大多都和老蒋的军官们称兄道弟。
等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放眼一瞧，好家伙！老蒋你这是留下一个大大的烂摊子啊！
烂得可以这么形容了：非疥癣之疾，而是心腹大患。
1950年初的中国大地上，各地有上千股土匪，总人数超过百万，控制着不少农村和山区。
这些土匪大多都是有组织，有架构，有纲领的，甚至于老蒋还专门派了特派员去训练指挥这些土匪。
当一个人需要借助或者说和土匪掺和在一起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真的属实是烂透了，没得救了。
面对上千年来都没人解决的匪患问题，面对全国这上百万的土匪，看看咱们是怎么一出手显神通的。
新中国剿匪的“立体战争”：四条战线，同时开打——就问你霸气不！
我军剿匪的“打法”彻底变了。
那不再是派兵扫荡那么简单，那是给一个烂透了的身子骨，从头到脚动大手术。
第一条战线，跳出在军事的“泥潭”里。
土匪熟悉每一条山缝，他们化整为零，避实就虚。
解放军的野战优势难以施展，常常“拳头打跳蚤”。
在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战士们为了追剿一股残匪，可能要在原始森林里迂回上百里，还时刻面临冷枪与陷阱。这不是堂堂之战，这是意志与智慧的极限消耗。
第二条战线，一切放在政治的“显微镜”下。
匪众成分复杂，有死硬的政治残敌，有血债累累的惯匪，也有大量被裹挟的贫苦农民。
政策是生命线：“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这要求工作队必须具备外科手术刀般的精准，深入群众，甄别善恶。一旦搞了“扩大化”，就会把本可争取的群众推向对立面。
第三条战线，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在社会土壤的“改造”上。
你光剿匪，老百姓还是没饭吃、没地种，要不了多久，山上又会住满新人。
因此，剿匪必须与土改同步，与基层建政并行。
军队不仅仅是战斗队，更是工作队、宣传队。他们帮助农民丈量土地、打倒恶霸、建立农会和组织民兵。
当农民手里第一次握紧属于自己的地契，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根本转变——保卫新政权，就是保卫自己的饭碗和未来。
第四条战线，抓紧紧迫的“时间窗口”。
新生共和国立足未稳，朝鲜半岛又战火骤起。
一个土匪横行、交通断绝、政权不稳的大后方，如何支撑起一场境外的现代化战争？剿匪，成了关乎国本的战略决战，必须速决。
那么，这场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如何完成的？
之前的剿匪是“割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是“换土”。
第一，人民战争有了“魂”。
过去百姓怕兵也怕匪，是沉默的看客。
土改让亿万农民瞬间得到了现实利益。
他们意识到，解放军是来帮自己翻身的，而土匪和其背后的地主恶霸，是要夺走自己果实的人。阶级意识一旦觉醒，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便有了沸腾的温度。
土匪藏在哪家地窖，头目逃往哪个山洞，情报会第一时间送到剿匪部队手中。这种发自内心的拥护，是任何旧政权用银元或刺刀都无法买来的。
第二，打了一场“总体战”。
这不是军事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全党、全军、各级政府、群众团体乃至教育系统都被动员起来的超级协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经济重建、宣传攻心、文化教育……多管齐下，对土匪势力实施“饱和式”打击。
第三，创造了“改造”而非“招安”的新模式。
对于投降的匪众，特别是被胁迫者，新中国没有走“给个官做”的老路，而是设立了教育改造场所。通过思想教育和劳动学习，教他们新社会的规则与生产技能，然后遣返家乡分地务农，使之成为新人。对于罪大恶极者，则坚决公审镇压，既平民愤，也彰法治。
最终极的一招，便是“断根”。
通过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清匪反霸，摧毁了农村的封建统治基础；通过建立基层政权和民兵武装，让人民自己掌管乡土。
这套组合拳，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经济根源（赤贫）、社会根源（恶霸压迫）和政治根源（政权不下乡）。
老法子只管‘割草’，草根还留在土里，春风一吹又生。
新法子是直接把长了千年野草的烂泥地，整个犁开，曝晒消毒，再铺上肥沃的新土，种上自家的庄稼。
地换了，生态变了，‘草’自然就绝了根。”
当人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土匪这个古老的“职业”，也就永久地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走进了历史的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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