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冬，夜色裹住南京城。大亚山正义堂的堂口里，烛火摇晃，朱亚雄轻轻阖上门窗，随手把一份写满暗号的药方塞进衣袖。那一刻，他已经决定冒险，把第一批医疗物资送往苏北解放区。外人眼里，他是帮会首领；实际上，他正与徐楚光密谋打通一条生死线。
南京街头的宵禁铃声响过不久，护路总队便在铁路沿线悄然出现。队长朱亚雄借“保护货运”名义，替华中地下党开辟交通要道。日伪警务处科长木村被他灌了几杯清酒，还没回过神，就在批文上盖了章。自此，枪支、药品和消息沿着铁轨流向盐阜平原。
朱亚雄的转变并非一时冲动。家学渊源，海外求学，又做过医院院长，他本可安稳行医。1937年炮火打碎上海繁华后，他在南京失掉官职，漂泊无依。江湖朋友劝他重开香堂谋生，他却在乱局中看到另一条路——用帮会网络掩护抗日。一次长谈，徐楚光丢下一句“民族气节总要有人扛”，朱亚雄沉默良久，点头应下。
为了确保情报不外泄，他对堂口旧规矩动刀。入堂须缴香资的惯例被改为交“救国费”；有意思的是，洪门暗号也被他写进《针灸歌诀》，徒众背得滚瓜烂熟，却不知自己念的是密码。凭此巧思，他帮徐楚光把十多名地下党员安插进南京、镇江、扬州各站站长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护路总队顺势解散。朱亚雄在上海、南京两地往复，与民社党、民盟及各色人物周旋；表面上是“监察委员”，暗地里是联络员。军统特务发现端倪，三番两次软硬兼施。夜半，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一间审讯室里灯火雪亮，“你到底为谁办事？”军官拍桌质问。朱亚雄只说了一句：“堂主为兄弟，兄弟为天下。”审讯不了了之。
1946年春，苏北解放区派人接他北上。一路经过十来道关卡，他凭“大亚山堂主”头衔，带着十几名青年大摇大摆踏进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长扬帆把他迎到机关招待所，谭震林、粟裕等人轮流见面，直言“江南帮会错综复杂，没有你不行”。朱亚雄受命返沪，继续在白色恐怖中穿针引线。
南京解放那天，十里秦淮炮火平息，朱亚雄身着便装，引导接管部队进驻几处要害仓库。随后，他被委任为南京公安保卫处秘密科负责人。看似一帆风顺，转折却在1951年到来。赴宁接家属途中，他突然被拘。军管会以“反动帮会头目”罪名判六年，一纸判决将他的地下履历全部抹去。
建湖劳改农场的岁月枯燥而漫长。朱亚雄多次写信申诉，未获回音。狱友记得，他偶尔低声自嘲：“半生顶着花脸灯，戏下却念不到台词。”1975年刑满归来，人已瘦削，仍跑各级部门递材料，留下厚厚一摞信件。
同样奔忙的，还有远在北京的粟裕。新四军老战友不断提醒他，“堂主的案子拖太久”。1983年春，粟裕住进医院，点名询问。“朱亚雄兄弟还在吧？”闻者沉默。值班医生只好答：“1979年就走了，手续没解决。”粟裕喘得厉害，仍抬手示意记下：“不能让好人寒心，死了也得有个公道。”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年夏天重启复查。卷宗越翻越厚：扬帆、陈同生等十余份证词，护路总队人员名单，民社党内部情报摘录……事实坐实，原判宣告撤销。1983年12月，平反决定送到朱家旧宅，信封上只有两字——“昭雪”。
若说迟到的正义，还要提到徐楚光与张冰。徐楚光1947年赴武汉途中被捕，翌年秋夜死于雨花台；张冰1948年被杀抛江，终身未婚。直到1983年，二人先后被追认为烈士，家属才得知真相。遗憾的是，有的老人等不到消息已离世。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朱亚雄的帮会网络，苏北战场的药盐或许要慢上几个月；如果没有徐楚光的胆识，沪宁线的情报可能永远封死。历史环环相扣，缺一环，胜负都会改变轨迹。
今天翻检那批泛黄档案，数字和暗号依旧难解，却能清楚看见当年地下工作者的艰险。地下党、帮会、铁路、民社党，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元素，在激烈的时代碰撞出奇异组合，映射出一个简单道理：抗战与解放事业，并非只有枪林弹雨，也有隐秘角力。
朱亚雄晚年无言，留下三角帧形的洪门誓词和一方印章。当年跟随他北上的青年，有人成为公安干警，有人成为铁路专家，他们对外少提往事，只在清明时分到雨花台和镇江北固山献上一束花。
粟裕病榻上的那句“咱们让好人寒了心”，像钉子钉在史册，也提醒后来者：时间可以抹去热闹，却抹不掉责任。追认烈士、平反冤案，并非补台词，而是要把该写进正史的名字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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