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8日，库房小窗递进一张淡绿纸，三行字干净到有点冷，仇英《江南春图卷》、徐悲鸿《双马图》、明人山水册页，共五件，拟调剂给江苏省文物总店，申请栏里两个小字，凌波，交完单子又回身补了一笔，铅芯轻轻蹭在备注那一栏，“赝品，可售”，A5纸很薄，风从窗缝钻进去能打个颤，谁也没想到这张纸有一天会被翻回来读，读到每一个顿笔的位置都像在问话。
庞叔令第一次撞见“赝品”的说法，是2025年10月的一条推文，她在手机上放大那张图录，卷尾的“南京博物院藏品”火漆印冒出来，像一盏小灯，她把父亲1960年的捐赠收据翻出来，137件清清楚楚，对上《江南春》的编号，打电话给南博办公室，三通，回声里一句“档案在整理，稍等”，她把收据拍照丢到微博，配一句“捐真得假，求说法”，两小时的阅读数字一直跳，评论里有人贴出旧年展签，有人问拍场的来路。
凌波的名字被点亮，是一篇2008年12月18日的旧报纸，《新华日报》写南博发现失传千年的《金刚经》抄本，出席发布会的保管部主任正是他，履历往前倒，1993年进南博，保管部科员，1997年这张调拨单签了名字，2008年主持全院账本，直播镜头伸过去，他只说一句“按程序办事”，电话那头一声忙音，屏幕停在他的侧脸。
“程序”这个词被放在说明里，南博列得一排一排，1961年有专家意见，张珩、谢稚柳那一代，看法写在纸上，说《江南春》是赝，1986年有管理办法，院里又剔伪，1997年省文化厅做了一个批复，说同意调剂处理，庞叔令盯住的是空出来的那些框，历次鉴定报告没有“注销”章，没有给捐赠人出一纸书面通知，调拨单有省厅批复，却看不到专家签字页，文物总店接收那一刻没有当场拆箱复核，直接入库，直接售卖，她问的那个点没挪开，“既然1961年就判伪，为何收据仍写‘明仇英’，我父亲签字时，南博为何不提”。
疑问顺着拍卖场的路走开，北京保利秋拍撤下一本“明四家”山水册，图录写着“源自江苏省文物总店”，香港佳士得那边，一件陈洪绶《花鸟》在预展后被买家停掉，市场里的手脚收紧，国家文物局在12月5日进驻南博，封掉1990—2010年的外拨档案，仓库角落翻出一本1997年的手工台账，有一页被撕，纸屑下面隐隐露出“江南春”，同页写着徐悲鸿《双马图》，边上一个数字6800元，买家栏里铅笔轻轻写着三个字，艺兰斋，旁边一个“丁”。
镜头第一次对准丁蔚文，地点在老门东，艺兰斋的木牌有些掉漆，她把当年的发票拿在手里，说1997年6月确实从文物总店打包买过五件处理品，有票据，有清单，问到《江南春》为何在2025年拍卖出现，她顿了几秒，说当年一并转手给香港客户，赚了两千块差价，记者追问卷尾的火漆，她侧头把头发撩到耳后，反问“火漆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套盒带过去的”，转身进屋，门板靠上门框的声音砰一下，招牌两个字在阳光下显出裂纹。
这团事往上走，是庞鸥在12月12日贴出的长文，他把1943年的庞氏遗嘱照片贴出来，《江南春》归长孙庞增和，1959年的捐赠签字也落在庞增和，所谓“让渡”没有出处，长文里还把艺兰斋的注册时间翻出来，1996年12月成立，1997年5月就拿到首批处理品，时间挨得太近，文物总店入账的五件书画，三件在2001—2014年间回到拍场，价格一路往上走，若是赝品，市场的判断从何而来。
凌波的履历被一页页摊开，1997年之后升到副主任，2003年主持新馆搬迁，2008年做保管部主任，2016年去了省文旅厅文物处副处长，2020年返聘回南博担任学术委员，另一摞表格是“处理品”的清单，统计口径里写着1873件，548件有拍卖记录，成交额对着数字上去了6亿元，律师发来一纸声明，说所有行为都在职务范围，个人没有参股拍卖公司，也没有在交易环节拿佣金，声明后面盖着“江苏省文物局”公章的2001年个人廉政登记表。
问到具体的细节，审计组把三点单拉了出来，1997年调拨单上“赝品”用铅笔，不合档案规范，同一批书画在总店账册里写的是“明清”而不是“赝品”，定价比同期处理品偏高，签字日期是5月8日，文化厅批复是4月21日，中间空了17天，权力从哪儿接过去，凌波说铅笔是后来补记，价格是总店评估小组定的，时间差记不清，问询笔录里他连续说了七次“不清楚”，舆论里出现一个词，“凌不清楚”，各方把问题又往原始凭证上挪，想把链条对齐。
外溢效应在12月中旬往各馆扩散，苏州博物馆公布1998年曾向南博“调剂”购入一件“清王翚山水”，签字人写的是凌波，成交价1200元，这件作品在2024年拍到2300万元，苏博的声明写了两个动作，“已冻结，待上级调查”，龙美术馆、西泠印社相继自查，至少六家机构在清点中标出“源自南博处理品”的藏品，国家文物局跟进一纸通知，做一次面向全国的1990年以来“调剂”书画专项核查，涉及文物预计超过两万件，史料、账册、票据都要翻到最早的那一页。
庞叔令把维权放进司法程序，12月18日，她向南京市中院交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997年的文化厅批复，并判令南博返还《江南春》真迹或赔偿8800万元，法院的受理通知书下发到她手里，同事把《国家文物法》旧版的条文拿出来，对捐赠文物的处置权写得很笼统，捐赠人自知道权益受损起算，诉讼时效三年，庞家在2025年起诉，时间是否溢出了边界，成了案子要解决的分歧，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他们瞒了六十年，还要怪我知道得太晚”。
凌波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12月20日清晨，他从鼓楼区审计署临时办公点走出来，鬓角的白发比照片更明显，手里拎着一个90年代的公文包，有记者问“是否后悔”，他停了一下，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在备注栏用钢笔写”，当晚他的信息被改成“南京博物院原保管部主任”，履历停在2025年12月，词条锁定，留言区有人留下“等待官方通报”，新一轮问答开始挂在时间线上。
南博院里的银杏落了一地，库房铁门贴着封条，缝隙里能看到1997年的木箱还靠着墙，侧面那行墨迹“庞捐，待处理”，仓储味道混着木头味，风吹过，封条发出轻响，像在催一声迟到太久的回应，当“赝品”两个字被写在捐赠品上，否定的是图像的真伪，还是捐赠行为本身的信任，答案要从最早那张淡绿纸开始找，找签名，找印章，找复核，找告知，程序要一项项对齐，事实把每一格填满，争议才能落地。
市场那边还在校对图录，拍卖公司在源流栏补上“南博旧藏”四个字之前多一次核验，收藏机构把库房的卡片一张张翻出来，重新写清来源，研究者把1950—2000年的鉴定体系做一次复盘，指标、方法、流程放在同一张黑板上，公众看见了就多了一层理解，捐赠者的善意在制度里被妥善接住，透明是条耐心的路，公开是把灯打开，文件、实物、账目对照能经得起多年后的回看，这样的故事就会慢慢停下脚步，落在清楚可追溯的那一行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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