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复旦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场研讨会炸开了锅。一位教授在发言中怒斥：“‘西方伪史论’是历史虚无主义，质疑古希腊罗马史就是不懂学术规范。”
台下突然有人举手反驳：“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罗马城20平方公里住百万人，比现代一线城市还拥挤，这难道不该问一句‘可能吗’？”
这场争论并非个例。近年来，从网络论坛到学术期刊，“中国人该不该质疑西方历史”成了绕不开的话题。一边是专家学者的“集体站台”，一边是民间研究者的“史料较真”。
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与“不信”，而是：当西方史书的记载与常识相悖，当考古证据与文献描述脱节，质疑，难道不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权利？
一、吉本的“神作”：没有史料的罗马史
1776年，伦敦的印刷厂里，爱德华·吉本抚摸着刚出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脸上满是得意。这位曾在牛津大学就读的历史学家，用17年时间写下了这部六卷本巨著。
吉本的人生充满传奇。他10岁丧母，由姑母抚养长大，从小痴迷历史。20岁时因改信天主教被父亲送往瑞士，在那里结识了伏尔泰，思想深受启蒙运动影响。
这部被国内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史书，有个致命缺陷——几乎不引用原始史料。吉本在序言里轻描淡写：“我的灵感来自罗马的空气，而非故纸堆。”
书中最惊人的记载，是罗马帝国东部亚洲行省有“5000座人口众多的城市”。这个数据让明清史学家咋舌——明朝全国府州县加起来，也不足两千座城。
更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数据，既无同时期罗马文献佐证，也无考古发现支撑。剑桥大学罗马史教授格雷格·伍尔夫直言：“吉本的描述更像文学创作，而非历史记录。”
二、人口迷局：6000万罗马人的吃饭难题
“罗马帝国巅峰人口6000万以上”，这个被写进国内教材的数据，源于吉本1.2亿估值的“折中版”。西方学者觉得1.2亿太夸张，便取了个“看起来合理”的中间值。
可这个“合理值”，在葛剑雄眼里完全站不住脚。这位中国人口史权威算出，东汉峰值人口约6500万，那是建立在诸多基础之上的。
汉朝有普及的铁器农具，有深耕犁和曲辕犁，有水稻小麦轮作技术，还有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仅关中地区，就有郑国渠、白渠等大型灌溉设施。
而罗马帝国的农业水平相形见绌。他们的农具多为木制，深耕技术落后，主要作物是大麦和小麦，产量不足汉朝的三分之一。
更关键的是，罗马没有像汉朝那样的粮食储备体系。汉朝的常平仓能调节粮价，而罗马城市依赖商人进口粮食，一旦海运中断就会爆发饥荒。
牛津大学考古学家西蒙·詹姆斯的团队，在罗马行省遗址发现的粮仓规模，仅能满足当地人口的半年需求。他在报告中坦言：“6000万人口，是个无法实现的数字。”
三、道路神话：8万公里还是1.5万公里？
“条条大道通罗马”，这句谚语让罗马道路成了“古代基建奇迹”。美国学者查理·萨缪尔斯在书中宣称，罗马有8万公里铺石官道，能绕地球两圈半。
这个数据打动了很多国内学者，甚至被写进中学历史题。可考古实测结果，却给这个神话泼了冷水。
德国考古队在意大利半岛的勘探显示，真正用玄武岩铺装的“皇家大道”，总长仅1.5万公里。其余所谓“官道”，多是夯土路或碎石路，甚至只是天然路径。
罗马道路的施工标准确实很高。阿庇亚大道600公里几乎呈直线，坡度不超过6%，遇山开凿隧道，遇谷架设木桥。但这种高标准，只用于连接首都与军事重镇。
最大的问题是资源消耗。铺设1公里全石道路需1200立方米石料，8万公里就需近1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座胡夫金字塔。这对古代生产力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
罗马史博士菲利普·马蒂塞克后来承认，他书中“29万公里道路”的说法，包含了羊肠小道和临时通道。“我没想到这个比喻，会被当成精确数据引用。”
四、都城悖论：20平方公里的百万人口城
“全球第一座百万人口城市是罗马”，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的这个论断，被国内城市规划教材奉为经典。可仔细一算，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
5000英亩的罗马城，换算后仅20.235平方公里。要容纳百万人口，每平方公里需住5万人以上，比现在的纽约曼哈顿还拥挤。
更夸张的是，罗马城还建了大量公共设施。能容纳25万人的竞技场、无数澡堂和喷泉，还有宽阔的广场，这些都占用了大量土地。
考古发掘显示，罗马普通民居多为两层小楼，极少数达四层。按每户5人计算，20平方公里最多容纳40万人。要达到百万，必须普及几十层的超高层建筑。
耶鲁大学建筑史教授文森特·斯卡拉梅拉，用计算机复原了罗马城布局。他发现即使最大化利用空间，人口上限也只有55万。“百万人口说，违背了建筑常识。”
可就是这样经不起推敲的结论，国内某大学的《城市规划史》教材依然照抄不误。有学生提出质疑，却被老师批评“不懂学术权威”。
五、古埃及的玩笑：三万座城市的粮食危机
西方史书的疑点，不只存在于古罗马。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宣称，公元前6世纪的古埃及有2万座有人居住的城市。这个数字后来被拔高到3万座。
希罗多德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但他的记载充满传奇色彩。他曾说埃及有“长着狗头的人”，还说尼罗河源头有“吃人的蚂蚁”，这些显然不是史实。
古埃及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每亩地年产粮食也只有200斤，根本养不起3万座城市的人口。
法国考古队在埃及发掘了50多处古城市遗址，最大的阿玛纳城仅占地3.6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按这个规模，3万座城市需要的土地，是埃及耕地的10倍。
更奇怪的是，古埃及没有成熟的文字记录人口和城市。那些所谓的“城市数量”，全是后世学者根据神话传说推算的。埃及学专家巴里·肯普直言：“这是文学想象，不是历史。”
六、质疑的边界：不是否定，而是求真
“西方伪史论”被批的核心，是一些极端观点将西方历史全盘否定，甚至宣称“古希腊不存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态度，确实偏离了学术轨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对西方历史的质疑都该被打上“异端”标签。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说得好：“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史料的不断辨析和追问。”
中国学者从来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当年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考证甲骨文，质疑《史记》中商朝世系的记载，最终证实了商朝存在，这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西方学者自己也在不断修正历史。吉本之后，罗马史研究已经更新了几十代，很多错误数据被推翻。可国内一些学者，还抱着18世纪的著作不放，拒绝新的考古发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指出：“质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质疑找到证据，还原历史真相，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七、学者的尴尬：迷信权威与自我设限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掀起“向西看”的热潮。很多学者为了追赶国际学术潮流，对西方史书不加辨析地引用，形成了“西方说啥就是啥”的惯性。
一位退休的历史系教授坦言，当年他写《罗马社会经济研究》时，引用吉本的5000座城市数据，只是因为“这是西方权威著作里的说法”，根本没去考证。
这种心态导致的结果是，国内学者成了西方史书的“传声筒”，却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当民间研究者指出数据漏洞时，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求证，而是反驳。
更让人担忧的是学术垄断。某高校历史学报曾收到一篇质疑罗马人口数据的论文，审稿专家直接批注：“观点偏激，不宜发表”，连论证过程都没看。
反观西方学界，质疑是常态。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罗马史新证》，就推翻了多个传统观点。主编在序言中说：“没有永远的权威，只有永远的求真。”
八、历史的启示：自信的民族敢于质疑
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写《史记》，对儒家奉为经典的“尧舜禅让”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虚言”。这种精神，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史，到顾颉刚提出“古史辨”，中国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追问。质疑自己的历史是如此，质疑西方的历史，为何就成了“异端”？
质疑西方历史，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更优越”，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法律，确实有其伟大之处，但这不能成为掩盖历史疑点的理由。
202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中西方历史文献比对研究”项目。学者们带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盲从西方权威，也不陷入极端否定，试图找到历史的真相。
在罗马城的废墟前，中国考古学家李梅正在测量一块石碑。她的笔记本上写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中国人该不该质疑西方历史？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术研究不该有国界，求真精神不该有禁区。敢于质疑，才能接近真相；善于辨析，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当我们不再把西方史书当成“圣经”，不再把质疑视为“叛逆”，才能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找到中国的位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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