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这个名字，总是和晚清的屈辱史紧紧绑定在一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刚露出侵略獠牙的年代，曾有过一个能将其纳入中国版图的机会，最终却因多重现实困境而彻底错失，并非单一人物的决策所能左右。
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刚起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入侵中国台湾，虽然最终在清军的压力下撤兵，却逼迫清政府支付了50万两白银赔款。这次得手让日本野心大增，1875年入侵朝鲜江华岛，次年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79年更是直接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这些藩属国接连被日本染指，清廷内部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边的小国迟早会成为心腹大患。
湘军重要统帅刘长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抵御法国侵略越南的老将，在1881年9月17日正式向朝廷上呈《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对日作战方案。他主张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吞并琉球的罪状，再兵分三路出击：一路调出东三省的军队，从松花江出发直逼库页岛；一路从朝鲜出兵，扼守日本西部；再派海军从宁波、定海出发，进军长崎攻打日本南部。同时，东南沿海早已设防的联军可以抵御日本海军的反扑，而渴望复国的琉球臣民也会主动起兵响应。当时日本刚在1877年经历了西南战争，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这个计划从战略布局上看，确实有实现的可能。
同一时期，洋务运动正在推进，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作为福州船政的主持者，深知军队改革的重要性。1878年前后，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上奏朝廷，提议废除僵化的武举制度，推进陆军近代化改革，为应对外患打下基础。可慈禧看到奏折后，下旨“沈葆桢奏饬停武科所请着毋庸议谕”，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议。并非慈禧单纯保守，而是武举制度是维系传统军事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贸然废除可能引起军队不稳和社会反弹，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军事体制转型的困境。沈葆桢无奈之下，只能放弃陆军改革，转而专注于南洋水师的建设。
刘长佑的伐日计划递上去后，最终也未能被采纳，但这绝非慈禧一人能单独决定。当时清廷面临的压力确实不小，刚完成收复新疆的战争，军费消耗巨大，国库空虚，根本难以支撑一场大规模跨海作战。北方的俄罗斯一直虎视眈眈，西南又面临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威胁，多线危机之下，清廷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和资源专门应对日本。再加上清廷高层对日本的威胁认识不足，部分官员认为刘长佑的奏折有“夸大日本实力”之嫌，经过军机大臣、各部尚书等多方讨论后，计划最终被否决，这背后是整个晚清决策机制的僵化与现实困境的叠加。
更让人惋惜的是，当时清朝的军事实力其实并不弱于日本。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时，拥有主力舰10艘、辅助舰40余艘，总吨位约4.12万吨，位列亚洲第一。可成军后，清朝基本停止了海军发展，1888年到1894年这六年间，几乎没添置一艘新舰。反观日本，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通过发行公债、民众捐献等方式筹集军费，不仅总吨位增至7.2万吨，超过北洋水师，在舰船质量、火炮射速、弹药供应等方面也全面领先。其实清朝海军整体实力（包括南洋、福建、广东水师）总吨位仍有约8万吨，超过日本，只是四大水师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无法形成合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最终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两亿两。此时清廷才意识到日本的威胁，但为时已晚。即便后来有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也不得不额外支付3000万两白银，才赎回了辽东半岛。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埋下：如果当初清廷能克服财政困境，整合各方力量，采纳沈葆桢的改革建议和刘长佑的伐日计划，趁日本羽翼未丰时主动布局，或许整个东亚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刘长佑直到1887年去世，都没能看到自己的计划被重视。沈葆桢在1879年病逝后，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失去了主心骨，后来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再也无力与列强抗衡。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经的亚洲第一海军化为泡影，而这支部队的停滞不前，是晚清制度性弊端与多重现实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人物的过错。那些为国家安危殚精竭虑的有识之士，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无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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