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爹道光拼命禁烟，他在热河躺着猛抽，31岁的大清CEO把江山和老婆都输给了“懒”字
1861年8月，热河避暑山庄。
31岁的咸丰瘫在床上，手里拿着的不是批阅奏折的朱笔，而是烧得滚烫的烟枪。
这画面太讽刺了。
要知道，他那抠门的亲爹道光，二十年前为了禁这玩意儿，甚至不惜跟英国人开战，差点把大清的家底都打光了。
结果呢？
禁烟皇帝的亲儿子，最后成了大清头号瘾君子。
说起来，咸丰这哥们儿，绝对是清朝历史上被严重低估的“悲剧男主”。
很多人提起他，第一反应就是“慈禧的老公”、“同治的爹”，或者是个被洋人吓破胆的懦夫。
但我翻了翻《清实录》和当时的私人笔记，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他不是生来就坏，而是被沉重的时代包袱活活压垮，最后选择了最极端的逃避方式。
把时间倒推回1850年。
20岁的咸丰刚登基时，那也是个眼里有光的精神小伙。
虽然腿脚有点先天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心气儿高得吓人。
他接手的并不是什么盛世，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但这小伙子没躺平，反而烧起了“三把火”。
一上台就敢动真格，把把持朝政多年的“老油条”穆彰阿一脚踢开，甚至下旨要召回民族英雄林则徐。
那时候的咸丰，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为了掩饰腿疾，接见大臣时都正襟危坐，动都不敢动一下。
如果老天爷这时候给他个十年太平日子，说不定他还真能成个中兴之主。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咸丰的运气，大概是清朝皇帝里最差的。
他刚想大干一场，太平天国就在广西爆发了，紧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在东南沿海打响了。
这就好比一个刚接手家族企业的CEO，屁股还没坐热，发现公司总部着火了，债主还拿着刀打上门了。
对于一个长于深宫、没经过什么风浪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内忧外患的压力，简直就是地狱级的。
当努力得不到回报，当所有的奏折里写的都是“战败”、“失守”、“赔款”时，咸丰的心态彻底崩了。
这就是心理学上典型的“习得性无助”。
既然管不了，那就别管了。
从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开始，那个勤政的咸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彻底放飞自我的享乐主义者。
他不再试图解决问题，而是试图解决“面对问题时的痛苦”。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沉迷酒色的昏君。
短短十年，他光妃嫔就纳了19个，这不仅是好色，更是一种对现实的麻醉。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那个后来权倾天下的叶赫那拉氏——慈禧，走进了权力的中心。
咸丰宠爱慈禧，除了美色，更因为他懒。
当奏折堆积如山让他头疼时，读过书、写字漂亮的慈禧成了最好的代笔。
咸丰觉得这招挺绝，省事儿。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偷懒，直接手把手教出了大清帝国的掘墓人。
除了女人，酒精成了他另一个避难所。
根据宫廷秘闻记载，咸丰的酒品极差。
他喝醉了不是睡觉，而是发疯，经常借着酒劲责打太监宫女，等到酒醒了又后悔不已，给赏钱安抚。
这种情绪极度不稳定的表现，其实就是长期高压下精神崩溃的征兆。
他所谓的“借酒浇愁”，其实是在用酒精掩盖深深的自卑和恐惧。
但真正把咸丰推向深渊的，是那个名叫“益寿如意膏”的东西——也就是鸦片。
这简直是历史开的一个黑色幽默。
道光为了禁烟甚至不惜开战，结果他的亲儿子却把这玩意儿当成了救命稻草。
在热河避暑山庄的最后日子里，面对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惨报，咸丰已经到了“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的地步，唯有吞云吐雾时，才能获得片刻的宁静。
他告诉身边人，这能让他忘记烦恼。
这哪是忘记烦恼，分明是在透支生命。
1860年的“北狩”（逃往热河），是咸丰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逃避。
他把烂摊子扔给了弟弟恭亲王奕訢，自己躲进了避暑山庄的温柔乡。
这时候的他，身体已经被酒色财气掏空了。
肺病加上长期的鸦片毒害，让这个30岁出头的男人看起来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拒绝回銮北京，不仅是因为害怕洋人，更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1861年，31岁的咸丰在热河病逝。
他的死，看似是个人的悲剧，实则引发了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为死得太早，儿子载淳（同治帝）才6岁，孤儿寡母的格局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辛酉政变”。
慈禧太后借此机会走上历史前台，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垂帘听政。
回看咸丰这一生，你会发现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暴君，而是一个被时代巨轮碾碎的普通人。
他有改革的愿望，却没与之匹配的意志力；他有皇帝的权力，却没承担皇帝责任的勇气。
他用四个恶习编织了一个茧，想把自己藏起来，结果不仅闷死了自己，也让大清帝国错失了最后的改革窗口。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不允许脆弱的，因为你的每一次逃避，都要由亿万苍生来买单。
同年11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了托孤八大臣，大清的天，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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