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9日,中菲建交文件刚刚落笔,人民大会堂西厅的灯还亮着,周恩来将几盒雪茄递到叶飞手里,“这是马科斯总统带来的,说是家乡味道。”烟盒温热,叶飞的指尖却微凉,他知道,那一端是奎松省地亚望镇,是父母沉睡的土丘。距离那片椰林,他已经缺席了整整半个世纪。

彼时的叶飞六十一岁,头发花白,却还在福建沿海为舰艇编队做演练。建交消息传来,他对身边警卫员说:“总算看到回去的希望了。”这句看似随意的低语,埋下了十四年后回乡的伏笔。十四年,在历史卷轴上只是一道细纹,对个人却足够漫长。

1989年1月,菲律宾参议长沙隆加给中国全国人大递来访问邀请。文件抵达北京时,叶飞已是七十五岁的副委员长。身体并不轻盈,但他没有任何犹豫,迅速向中央打了报告,请求在公务行程之外安排一次扫墓。理由写得简洁——故土、亲人、七十年未祭。批示仅一句“同意,妥善安排”,他看后把纸折成方块,小心收进皮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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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获批到登机,中方与菲方进行了数轮细致磋商。菲律宾方面凭旧档案重新检索到1914年的洗礼记录和出生证明,还特意翻修了叶荪卫、麦尔卡托夫妇的墓地。官方礼遇之外,菲国舆论对这位“华裔革命家”议论热烈,有人称他为“中国的传奇”,也有人更愿意叫他“地亚望镇的孩子”。

1月25日清晨,首都机场跑道结着薄霜。叶飞步履缓慢,却坚持自己提行李。机舱门关闭前,他对随行女儿叶葳葳说了一句话:“细想还是养母教我站得正,她该知道我也替亲生母亲尽孝了。”语速极轻,却藏不住心底翻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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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马尼拉的瞬间,礼炮十七响。由于礼宾规定,十七响象征对副元首级以上贵宾的最高敬意,菲军礼兵列队时,有人小声感叹:“那是我们的同乡。”叶飞闻言只轻轻点头,没露太多情绪。离开太久,归来难免生疏,他更担心的是能否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祭扫。

四天国事行程排得满满——会见总统、走访参议院、出席侨团欢迎宴。叶飞精神集中,对每一个经济合作议题都据理力争,菲律宾媒体第二天用“大海般的思维”形容他的谈判节奏。公开场合,他从不提家事,可私下里他把墓地方位图看了又看,甚至量好车程,生怕误了最后半天的探墓时段。

1月29日午后,车队驶向地亚望镇。公路边椰影摇曳,叶飞透过车窗寻找记忆中那个五岁男童抬头看到的钟楼,试图和现实对照。同行翻译见他沉默,悄声说:“将军,天气很好。”他仅回了一声“是”,眼眶却泛红。二弟撒牙孜早在路口候着,见到兄长,叫了声“哥”,声音沙哑。叶飞伸臂把弟弟揽住,肩膀轻轻拍了两下,没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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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位于小丘缓坡。父亲墓碑刻中文,字体略显斑驳;母亲墓碑是西班牙文,新近刷白。遵当地习俗,亲人们身着白衫,手执黄菊。叶飞先深鞠三躬,再取出一束紫色雏菊放在母亲墓前。短短十几秒,他整整衣领,用中文低声道:“儿子回来了。”祭文极短,却凝结七十年乡愁。随后又用不甚流利的塔加洛语补了一句:“Lo siento madre.” 这句“母亲,请原谅”让在场亲朋一时语塞。

扫墓结束,镇公所临时搭起的木台上挤满族亲。有人递来泛黄合影,那是1917年全家福,照片里父亲身着旧式马褂,母亲系着蕾丝围裙。叶飞盯着照片看了良久,自言自语:“脸还是这张脸,却已物是人非。”亲戚们围着他七嘴八舌,问战场、问北京、问中国改革,他一一作答,笑声、掌声交织,气氛竟然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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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尾声,菲律宾媒体刊出一篇专访标题叫“跨洋的骨血”。文章提到叶飞婉拒各种私人馈赠,只在回国前买了几包地亚望镇椰糖,说要带给在福州上学的孙子尝尝“外祖母的味道”。记者问及心愿,他答得很直接:“若中菲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理性,那比我个人团圆更重要。”言辞平静,却透着军人一贯的硬气。

2月初,代表团返抵北京。抵达当晚,叶飞给妹妹爱玛打去越洋电话,用闽南话报平安。通话结束,他转身去军委汇报,行色匆匆,与多年从容形象略有落差。旁人揣测他或许太累,实情却是他自觉职责未了。菲律宾之行成果丰硕,但要把外交成果转化为经贸项目,还需后续多方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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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18日,叶飞病逝。菲律宾参众两院当天召开简短仪式,议长清点席位后说:“我们告别了兼具华夏与南洋气质的朋友。”当地华侨在叶飞家乡建立纪念公园,铜像旁的两行字简单直白,却精准概括了他七十五年漂泊与征战的生命轨迹——“菲律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中国的儿子,菲律宾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