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春，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黄埔校友座谈会。厅里灯光很暗，银发老军人慢慢踱步，彼此寒暄。有人忽然提起一句：“清涧之役，许光达拉着俘虏堆里的人就喊‘廖昂’，真有那回事吗？”一瞬间，几双目光交汇，回忆又翻到1947年的秋天。
时间回到9月末。延河水依旧浑黄，胡宗南集团却已经被西北野战军逼得节节收缩。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奉命守清涧，表面是护交通线，实则为主力撤退争取几天喘息。廖昂看着地图皱眉，他懂行，清涧三面环山，一旦失去外围制高点，城墙就是薄纸。
与此同时，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正率部向北急进。与典型的“湖南硬骨”不同，他说话温和，却行动干脆。纵队夜行五十华里，一口气夺下延长、延川，封死清涧之南唯一退路，胡宗南判断失误，只派一个旅向北巡查，结果正撞在西野阻援阵地上，动弹不得。
10月4日凌晨，清涧城头灯火忽明忽暗。廖昂比任何人都清楚，倒吊柳高地若落入对手之手，炮火可以直接压到师部门口。果不其然，天色微亮，炮声轰然，从山顶直卷城垣。消息接连传来：“东山失守”“西门外碉堡被炸”“商号巷起火”。廖昂强撑镇静，可内心已是潮水般焦灼。
就在焦头烂额的当口，一封亲笔信被递到桌前。笔迹遒劲，措辞却并不生硬：“廖昂兄，二十年不见，形势如斯，何苦再枉送弟兄性命？”信末两字“光达”写得特别重。几名幕僚都劝：“师座，许光达不会虚张声势，援军迟迟不到，不如权作缓兵之计。”廖昂沉默良久，只回了三个字：“再等一天。”
援军确实在路上。刘戡的二十九军正把师团火炮拼命向北推，可道路被炸成沟壑，侦察兵来报：“敌四纵、二纵连续阻击，前线推进不足七公里。”消息传到清涧，士气骤降。军法处为了“稳定情绪”竟抓了几个满脸土灰的逃兵枪决，反倒让人心更慌。
10月6日夜，西野在北门和南关同时爆破。炮火映红云层，城里房屋接连倒塌。第七团团长报告弹药只够再打三小时。廖昂深知大势已去，可念及“黄埔正统”又不愿投降。他脱下将官长靴，换普通士兵胶鞋，把肩章塞进怀里，对副官说：“若城破，随我混出人群，生死听天。”
10月7日凌晨五点半，清涧城门被彻底撕开。纷乱人流中，廖昂夹杂俘虏列队蹒跚向东。恰在此时，一骑黑马从对面缓缓而来。骑马者目光扫过，突然勒缰，低声一句：“把头抬起来。”那名灰扑扑的俘虏猛地一震，本能地挺直后背。许光达下马，伸手扶了扶对方肩膀：“廖昂，二十年不见，还是这步子。”周围战士全愣住，谁也没料到师长能在人海里一眼认出对方。
进入三纵指挥所，两人终于坐到同一张桌子前。水壶冒着热气，气氛却冷得像夜露。廖昂开口第一句：“如果刘戡再快半天，也许……”许光达轻轻摇头：“你还在信那半天？刘戡到永坪就被卡住，咱们给他预备了三道火墙，他过不来。”廖昂沉默，许光达接着说：“不是兵不勇，是方向错了。陕北老百姓给我们盯着山沟，你们的动静，村口小孩都知道。”
对话没再延续。傍晚，彭德怀派人把廖昂送往战俘管理处。几周后的延河边，西北野战军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续南下，而清涧街头的弹坑还在冒烟。胡宗南终于调回延安，但为时已晚，西线态势已稳。
1949年春，随着全国战局崩解，廖昂被释放。有人问他对清涧之败作何感想，他淡淡一句：“我看错了大势，也看低了老同学。”随后便搭船去了台湾，后来又转到美国。1969年，许光达病逝长沙。远在洛杉矶的廖昂托人送来一副挽联，未署姓名，只写八个字：“同窗有情，立场已定。”
1997年，廖昂病重。临终前，他让家人拿来一本旧相册，第一页粘着黄卷边的合影：黄埔操场上，两排学员并肩站立，左边笔挺的二期生右手搭肩，右边神色刚毅的五期生正握着步枪。旁人说不出哪一个是廖昂、哪一个是许光达，历史在照片里短暂停格，却在真实战场上早已分出胜负。
清涧的城墙如今已修复，倒吊柳高地草木葱郁，当地老人偶尔会说：“那年秋天炮火盖过了雷声。”无论听者信或不信，许光达在俘虏队里认出廖昂的细节仍被津津乐道，因为那一刻，战场规则、同窗情分、个人抉择，相互交错，产生了独特而清晰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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