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贵州金沙县沙土区气温低得出奇。县委党史联合调查组掘开一座无名坟，棺木里只剩残骨与斑驳的驼色军装纽扣。几句辨认暗号、一本翻到烂边的俄文笔记，本地老人脱口而出的“龙潭老钱”三字，把线索锁定在一位消失半个世纪的红军高级情报将领——钱壮飞。
消息传回北京，一批老无线电兵迅速调阅1935年中央红军电台记录。几条极短的代号“JZ”“ST”“BT”与贵州地形吻合，旧案骤然清晰。为了追溯真相，调查人员倒推时间轴，一头扎进长征最惊险的三天——1935年3月29日至4月1日。
钱壮飞的名字，在情报战史上分量不轻。1931年4月，他偷偷把国民党中央通讯密码本送出南京，仅六页纸，救下了上海、天津几十位核心干部。当时徐恩曾还以为机要室出了“内鬼”，却没料到鬼就在身边。传言说，顾顺章叛变的当天夜里，钱壮飞对助手低声吩咐：“密电六封，立即递天津、上海。”那句“立即”救了中央，也让他登上“龙潭三杰”的名册。
长征开始后，钱壮飞被编入军委二局。因视力不佳，他获准骑骡随行。3月29日凌晨，部队准备二渡乌江。敌侦察机轰鸣划过，红军分三个波次抢滩过河。部分回忆提到钱壮飞腿脚不便，有可能因为腹泻临时落队。4月1日午后，主力已推进到贵州息烽九庄镇，而钱壮飞却再没在军委点名簿出现。
半个世纪里，关于他最后的去向出现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一，息烽九庄被敌机扫射时牺牲；其二，乌江北岸遭土匪绑票；其三，被地方恶霸暗算。三条路线彼此打架，哪一条都缺确凿物证。口述史专家指出，集体记忆容易被时间拉花，地图坐标才最不会说谎。
调查组把日军旧版航照图、国民党航空兵日志和红军行军表拼在一起，发现4月1日敌轰炸机确实攻击过九庄，但轰炸点距沙土区还有40多公里。沙土区出现一名牵着白骡的红军干部，则记录在当地老财主何宗培的账簿上：换得三石米，一把盒子枪，一口皮包。时间：1935年4月3日。
突破口来自村妇彭桂荣。她回忆，有位身穿灰棉服的“远方军官”在她家讨了碗稀粥，之后被一青年领走。青年名叫聂丛云，方圆几十里都知道他是游手好闲的地痞。顺藤摸瓜，档案中果然有聂丛云“押解红军分子”领取赏米的签字。对照骡马、皮包、拳式手枪三件物品，钱壮飞的家属提供的遗物清单全部吻合。
案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聂丛云见财起意，将钱壮飞骗到堰田村后山，推下三十米绝壁，再用石块击打，抢走随身物品。尸体被山风悬挂在树杈，后来一位住在山神庙的樵夫帮忙掩埋。聂丛云次年因破伤风亡，乡间口口相传“红军显灵”。1986年勘验时，棺木里留有两颗近视眼镜半片镜片，同期照片确认钱壮飞常戴此款，关键实物就此坐实身份。
至此，所谓轰炸、绑票等流言被逐一排除。钱壮飞实际上没有渡过乌江，而是在北岸掉队，误入金沙地界，遇害于4月2日至3日之间。这一推论与周恩来曾向钱家口头提到的“3月29日牺牲”并不矛盾——长征途中通讯错漏，本就可能形成时间误差，加之总理当时更多依赖战友口头汇报。
值得一提的是，金沙县的结论并没让所有史家点头。个别学者坚持“息烽九庄说”，理由是现场曾埋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且墓碑被洪水冲毁。但九庄坟场出土遗物与钱壮飞生平特征差距明显：无眼镜、无俄文笔记、无自制密码本。综合比对后，“九庄烈士”更像红三军团另一位作战指挥员。
关于钱壮飞为何没有留下身份标记，军史专家给出解释。机要人员普遍不佩戴军衔、不留纸质证件，一旦落入敌手，牵连极大。遇害当刻，他身边只剩随身包裹，而包裹成了聂丛云换米的筹码。如此谨慎，正符合特工作风。
从“龙潭”到金沙，从密码本到无名坟，钱壮飞一生跌宕。龙潭岁月，他在顾顺章叛变危机中独守电台，拆掉敌人暗锁；长征途中，他病中落单，却仍把骡背包裹紧缚，只因里面还有译电工具和最新密码。中央才得以一路掌握敌军动向，最终跳出围剿圈。
调查报告定稿那天，老人李克农在医院得知消息，只说了一句话：“这下，老钱可以回营了。”对“龙潭三杰”最后的幸存者而言，战友迟到半世纪的归队，胜过任何追悼仪式。钱壮飞的遗骨随后迁入烈士陵园，墓碑只有简洁八字：“忠诚为党，智勇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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