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5日，北京入伏第一天，潮热压得人喘不过气。就在这天清晨，北京市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声骤然刺耳，一封从东北转来的“特急密电”摆上了副局长冯基平的案头：有人举报，当年参与捕杀李大钊的主犯吴郁文潜伏在旧鼓楼大街。密电末尾还有一句话——“身体已瘫，仍目露凶光”，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密电被迅速呈到市委书记彭真处。彭真沉吟片刻，留下一行批示：务必查清，速报。几分钟后，他又把纸条递给刚刚进屋的公安局长罗瑞卿，两人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罗瑞卿当场表态：“抓，立刻抓。”彭真却补了一句，“政策要明，病残凶犯也要依法处理。”分寸之争，就此埋下伏笔。
专案组当晚赶到旧鼓楼。房门吱呀一声，油灯昏暗，一个干瘦的老人斜躺在木板床上，下肢萎缩，双眼却像冰碴一般。侦查员递上一张旧照片，他只抬了抬眉：“认得。”短短两个字，尘封的血案被彻底撕开。现场搜出的陆军中将任命状、二等文虎勋章，成了铁证。吴郁文被抬上担架，押送看守所。
审讯记录翻到1927年4月28日。那天黎明，北京南郊功德林监狱内，绞刑架上的粗麻绳甩出沉闷响声。李大钊、谢伯俞等20位革命者被强行套上绳圈。执行官就是吴郁文与陈兴亚。李大钊怒斥：“你们绞得了我，绞不死共产主义！”一句话震碎清晨的寒气，却没能换回生命。38岁的躯体倒下，理想的火种却在地下涌动。
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走进已经废弃的功德林监狱，巨型双架绞刑机仍立在墙角。那具冰冷而笨重的木头，经文物部门编号0001号，被推进历史博物馆。站在绞刑机前，彭真当即下令：主要凶手，一个都不能漏。
镇压反革命运动于1950年底展开，第一条线索出现在上海。群众举报，前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化名“陈复斋”藏在静安寺附近。抓捕时，他还试图辩解，结果档案、口供、人证一应俱全。陈被押回北京，不久死于1959年的病榻。有人叹他“逃过审判”，但卷宗上的“血债”二字，已刻得无可抹去。
第二个突破源自两封匿名信：线人指称“博哉”实为吴郁文。侦查员温振海找遍旧鼓楼，最终在门牌4号发现“吴博斋”——中间只差一划，却隔着生死。邻居悄声说：“这老头儿腿瘸，解放后再没迈出院门。”锁定目标不足三日，手铐便卡在床前。吴被送医羁押，肺病、褥疮交缠，1953年5月17日断气。档案上批注：罪行成立，未及宣判，伏法于病榻。
第三人雷恒成行踪最诡。检举信称，他在上海跑马厅一带摆摊算命，口中金牙闪烁，怀中金表叮当。侦查员佯装求卜，“师父，看看来年运程？”雷捋须开讲：“财运官运双旺……”音未落，暗号已递。1952年9月深夜，警车停在重庆北路46号。9月25日，上海公安局上报：雷恒成，真名确凿，主凶之一。华东公安部长许建国批示：死刑，立即执行。十二月，刑场枪声短促，这位“神算”再无卦可占。
第四条线索则来自一个主动上门的老人。1953年春，原京师警察厅司法处长蒲志忠在孙女陪同下走进侦查处。姑娘小声劝道：“自首是最好出路。”蒲低头沉默良久，终于交代了自己当年的角色。他的口供里，反复出现“王振南”三个字——1927年特别法庭的主审推事。抓捕王振南，成了解放后最后一环。
围绕蒲志忠的处理，彭真和罗瑞卿再次出现分歧。罗瑞卿主张收监，以示国法无情；彭真则认为既然政策鼓励自首，应依法宽大。最终，市委决定取保候审，令其协助侦破余案。蒲担惊受怕的心，才稍稍落地。正是他提供的细节，让王振南露出马脚。
王振南隐居上海，改名换姓，自诩“读书人”，白天逛旧书摊，晚上与旧友品茶。1955年11月，侦查员在一间弄堂屋里找到他。听到“功德林”“特别法庭”几个字，他脸色瞬间灰白。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其死刑，执行书落款：人民政府。
至此，四名主要凶犯全部定论。陈兴亚病故，吴郁文病亡，雷恒成、王振南伏法。绞刑架静静矗立在博物馆一隅，木纹斑驳，无声却真实。档案柜里，黄纸呈文、军装勋章、血字供词并排陈列。案件尘埃落定，法规程序、政策尺度、历史公义，在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追索中交织，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哪怕凶手已瘫痪在床，正义依旧可以步步为营，找到它应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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