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些对明清两代历史的看法，总的基调是批评王朝制，招来不少夸赞和辱骂。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类评论是：我们怀念某个朝代，不是崇拜帝王，而是怀念灿烂的文化，有位读者还特别列举了王阳明、黄宗羲的例子，来证明这波悼明风潮的正确性。
这种观点看似无懈可击，但混淆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即王朝统治、社会民生、思想文化，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事。王朝是以帝王家族为核心的阶段性统治，社会民生是社会中位数的普遍生活状态，思想文化则是既综合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精神产物。对满清和朱明，乃至任一朝代的或爱或恨，往往都来自于没有分清这三点。
我当然爱流传千年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从孔孟老庄到程朱陆王，这些思想家都有其时代特色，但归因于某个时代，不代表要热爱这个时代的政治符号——朝代。孔子对秩序“礼”的执着追求，正是看到东周末年的分崩离析，才有了礼崩乐坏的感叹和克己复礼的决心。孔孟对列国之间的冲突征伐，以及带给民众的痛苦有所感触，才会极力推崇“仁”。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应对时代的思考和呼唤，但不仅那个时代没有君主接纳，后来一直貌似推崇儒家的所有君主，也没有一个采用，所有君王都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最重要的那个天之子。
我们敬仰和缅怀孔孟，肯定不是在悼念或追寻那个春秋战国的乱世。同样，我们追慕李杜文章，也不是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大唐看成理想国。我去过河西四郡，感叹汉代强大到封狼居胥，让匈奴“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固然有虽远必诛的豪情，但我们也应知道武帝的征伐，带来多少“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我们喜欢顶天立地雄浑气象的《溪山行旅图》，还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子心，却也需要知道两宋一直没能解决北部边患的问题，而且汴梁城的畸形繁华，是城外百姓一夜大雪能冻死千人的历史B面。倪云林和赵孟頫在蒙元时选择截然相反，但丝毫不影响两人艺术成就的伟大。同样，近期很多人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满清，也有龚自珍、曾国藩这样的文化肱骨。
王朝、时代、社会、文化、人（还要分贵族和普通人），王朝泾渭分明，时代、社会与文化则绵延不绝，朝代更迭或朝代中期的叛乱和战争，固然造成巨大的动荡，但并没有影响其连续性，思想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没有断裂，普通人在兴衰中的痛苦也不停轮回。
因而当我们贸然用朝代来划分，表现出单向度的爱憎分明，简单地说那个朝代好或不好，只是片面地采用割裂的王朝视角，忽视了时代、社会与人的连续性。
爱历史上的人，人不等同于那个朝代，那些朝代的皇权可能只是思想文化的背景，甚至是“靶子”，很多伟大的思想家着重批判和重构，因此我们不能说朝代是思想文化艺术的缔造者。朝代，只不过是中华文脉的绵延的背景板，无论南北朝、五代十国还是蒙元满清，其实都没打断过。（如果谁言之凿凿，说某个朝代或者历史阶段打断了咱的文脉，那不妨自己掂量下，你如何定义今天。）
我当然明白，很多人是借历史来浇当下胸中块垒。但我们要分得清历史和现实，历史是我们理解当下的工具，而不要贸然把一些历史直接代入当下。比如涉及民族、信仰、地域、文化等复杂语境，拿一种大而化之的“朝代史观”代入，会造成巨大的偏差和混乱。
因为，我们面对的历史材料，往往不是真实。
历史对于国人来说，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功能。这是一位朋友的论断，我深以为然。但赵冬梅老师对国人治史的一些方法有个判断，即“功利主义的真实观”，所以“传统时期的真实观，它允许甚至鼓励对于事实的漏略、拣选和重新编排。当然，我不能说传统中国史不追求真实的，这句话本身其实是错的，只是说传统中国所追求的‘真实’，和我们今天理解和追求的‘真实’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并不追求仅仅符合客观发生的真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传统中国的真实观。”
当然，我承认历史记录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实”，每个记录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见解和倾向性。但因为国史已经成为我们某种意义上的信仰，而且历代有担当的人便会有意识地创造在当时很“正确”的历史。就像罗振宇举的几个例子，《左传》说“赵盾弑其君”，但实际上赵盾并没有弑君，史观却因为他是最大的官，而且逃亡没有出国境，就要为弑君担责，历史上就成了“赵盾弑其君”。如果没有孔子的澄清，后人看到这五个字，肯定会认为赵盾是弑君的逆臣。而孔子却没有批判史官，而是两边都充分“表扬”，照顾了政治实用性，即国家有难大臣有责。
这种治史的方法论被一直延续下来。欧阳修编《新唐书》，把季节都省略过去，还有意删掉了唐代所有的佛教大事，包括玄奘法师西域求法。他在给范仲淹写墓志铭的时候，执意要加上一句，说范仲淹和吕夷简和解。但范氏后人显然不认同，便删除了这一表述，结果引发欧阳修和范家的矛盾。还有《史记》里太史公写了两个不同的黄帝结局，一个是羽化登仙，一个是“黄帝崩，葬桥山”。罗振宇认为，司马迁这么写，哪个是真实的，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他认为太史公是在武帝疯狂求仙的时代氛围里，勇敢表达另一种“真实”的“顶天立地的勇气”。
我跟罗老师一样，对这种治史的方法论不置可否。但这种历史记录，会因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损耗，而失去历史语境，容易让人产生误读，至少我们不该在事实层面加工。
同时，也要借此提醒很多半吊子历史爱好者（尤其像我这种），面对历史记录，既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需要回到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考据和思索，才能得出一些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的结论。就像在满清末年革命中喊出“驱除鞑虏”，真的建立民国后又提出“五族共和”，很多对历史的解释，都是针对当时的“当代”产生的。
所以，当代人对朝代产生感情这件事，我是警惕的。因为那些动辄绵延百年以上的朝代，有着太多的兴衰成败，有太多的可歌可泣的人，我们可以爱那些思想、作品或者那些鲜活而复杂的（不是符号化）的人，但这些不等同于朝代。以中华文明来分，历史是绵延的，不必厚此薄彼；以新旧时代来分，爱那些具体的文化思想，而不必纠结于哪个朝代。
罗老师在节目中一再强调菲茨杰拉德那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这句话放在如今的历史朝代之争，尤其应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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