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长沙城的霪雨刚停，省委礼堂传来掌声。台上宣读任命：“黄炳秀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很多干部忍不住相互低声感叹——那位来自慈利县大山深处、曾整日趟田埂的土家族姑娘，真的走到了省级领导岗位。掌声落定，她只是微微鞠躬，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阴云，心里惦念的仍是家乡那片干裂的红壤。
把时钟拨回1938年冬，慈利县长峪铺还是一片战火余烬。那年腊月，黄家添了个闺女，取名炳秀。父亲挑着山货沿溪河叫卖，母亲用山藤编背篓贴补，日子靠野菜和高粱糊口。十四岁之前，黄炳秀连毛笔都摸不上，只在家门口听私塾先生领读《百家姓》。饥饿与寒冷塞满童年，她能做的不过是学会扛锄头。
1955年春，村里完成土改，高级社正在筹建。十七岁的黄炳秀被推举当副社长，乡亲们只说一句：“这丫头办事实在。”她白天下田，夜里拿油灯抄记工分，第一次体会到集体的力量。第二年，“入党介绍人”一栏写上她的名字，贫苦出身在党旗下找到了归属。
公社化风潮席卷全国时，长峪铺缺水缺肥问题格外刺眼。1958年，她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看着一垄垄歉收的旱田，黄炳秀犯了愁。一次去县里开会，路过农家小院，发现玉米杆间竟缠着红薯藤——灵光乍现：能否把这种做法搬到大田？回村后，她腾出三亩试验田，种下玉米、红薯两熟。有人摇头：“秆高藤长，会互相争肥。”她笑着回一句：“先试一年，不成算我黄炳秀认账。”
试验田头一季就增产三成，老乡们围着地边议论。一天傍晚，老社员戴着斗笠问她：“炳秀，真有这么灵？”她答：“地不怕勤，咱们一起干！”寥寥两句话，却成了全村跟进的催化剂。为了完善技术，她跑到常德专区农科站请教专家，又把配方肥料的比例写在粗纸上反复揣摩。1964年，长峪铺实现一年三熟，亩产破历史记录，县里开现场会推广，省报连登三篇通讯，黄炳秀的名字第一次走出深山。
成绩被层层汇报到北京。1971年，中央点名调研“知识短而实绩大的基层干部”，她被任命常德地委副书记。彼时她三十三岁，字典都翻得不熟，一纸任命把她推向更宽广的舞台。两年后，成为省委常委兼省革委副主任，又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不少人说这是“平地起高楼”，可在她看来，官职只是另一场劳作，风雨同样扑面。
担任省委书记那段时间，她跑得最多的仍是基层。常德东洞庭湖围垦、湘中灌区修缮、武陵山区茶园改造，每到一处就蹲在地头看土色、抓一把水渠泥沙。秘书劝她多留心政策文件，她只回一句：“纸上都在字里行间，泥里才知道粮食。”这种拗劲让同事钦佩，也让身体透支。1976年，她在岳阳调研时突发高烧，短暂住院依旧思考怎样把丰产方改良为稳产方。
第二年十月，干部制度进入新阶段，强调“德才兼备、任人唯贤”。黄炳秀递上辞职报告，理由很简单：“身体不行，想回基层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组织挽留无果，只批准她保留副省级待遇，其余一切从简。她婉拒了省城疗养，背起行囊回到慈利县，出任公路养护段党支部副书记，跟工人一起维护山路。路塌方，她带头搬石；暴雨冲沟，她在夜里点上汽灯值守。有人好奇：“当过省委书记，为何甘愿蹲在隧道口？”她笑说：“修路与修田一个理，走得顺了，心里就亮。”
进入八十年代，外界已很少再提“神话般提拔”的往事。乡亲们见到她，只叫一声“黄支书”，聊的是柴油机坏了、河岸加固缺几吨石料。偶尔有中央单位来访，看到她满身尘土，总会愣住。她却毫不在意，拉着客人看翻浆的水田、看挂着露珠的稻穗，神情仍像当年初涉田畦的少女。
守着山村十余年，黄炳秀终因积劳成疾，在1995年含笑辞世，年仅57岁。送别那天，公路两侧站满黑衣的农人，手捧白菊，默默鞠躬。没有高调的挽词，只有纸钱随风旋转，落在当年她主持修通的那条盘山公路上。
回望这短暂而炽热的一生，黄炳秀并未留下鸿篇巨制，也未拥有宏伟纪念馆，却在湖南群山深处写下了一个普通党员的答案：官职高下，都要向着土地。她的故事早已淡出报端，却刻在那些经历过饥荒与翻身的中年汉子心里——因为他们知道，曾有一个肩披蓑衣的女干部，用十六年赶完常人几代人的路，只为让庄稼多结几颗饱满的籽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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