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北京东郊军械库里传来火车汽笛声，站台上弥漫着浓重的烟草味。一名勤务兵蹲在车厢旁，正小心翼翼拆开木箱，箱里是刚从成都空运来的川产黑烟。消息很快传到傅传作办公室，他抬头望了望窗外，灰白的天空像一张铺开的宣纸，风里裹着湿冷。勤务兵推门进来，低声汇报：这是西南方面“专门孝敬首长”的心意，不收钱。傅传作眉头一皱，“不花钱的烟我不抽！”一句话，硬生生把门口的热情堵了回去。
黑烟在川西民间被称作“土雪茄”，粗犷、辛辣，抽一口满嘴生津。长途转运后，它仍旧带着泥土味。傅传作对这种烟情有独钟，原因要追溯到三年前他在成都军区担任副军事代表时的夜巡。那晚，他随巡逻队蹲守嘉陵江畔，一位老船夫递来自家卷的黑烟驱寒。火光映着江面，潮湿空气让烟雾更呛，可那股原始的辛辣味像刀子，割开长期奔波带来的倦意。从此他记住了这种味道，但只认“明码标价”，绝不占便宜。
这份刚硬的脾气，可以追到1914年仲夏。彼时湖北石首，调弦镇一户贫寒农家添了男婴，乡亲们用竹篾织成的小摇篮系在梁上，婴儿就是傅传作。母亲因难产留下病根，几年后撒手，瘦弱的父亲白日劳作，夜里守着孩子。米缸常空，屋顶常漏，家里唯一能拿出手的是祖辈留下的两把锄头。贫苦往往催生出早熟，他七八岁就跟着父亲下地，脚底常年被稻茬划得血痕斑斑，这些苦痛在他心里发酵成一种倔强：任何东西都必须靠自己挣。
1927年石首的集市忽然热闹，土地革命把旧的等级打得稀碎。13岁的傅传作加入少年儿童团，他跟着队伍贴标语、封烟馆，仿佛第一次领略到“穷人能说话”的滋味。两年后苏维埃政权在当地确立，他又被编入少年先锋队，开始背上小米袋给游击队送粮。冷不丁冒出一句“想彻底翻身，就得真正上战场”，这是他对同伴的喊话，更是对自己命运的宣战。
1930年春末，他踏进红军营地，年仅16岁。教练场尘土飞扬，他赤脚跑完整整十圈也没喊停。连队调到湘鄂西山区，恶战不断。1935年黔龙山阻击战，敌机低空扫射，他腹部中弹，肠子险些外翻。部队要抬他，他却咬牙拒绝，硬在雪线地带走了三公里，终因失血晕倒。后来八个人轮替抬担架翻雪山，他醒来时，脸颊已被泪水和风霜糊成硬壳。有人劝他休养，他只说一句：“少我一个，也得前进。”
胜利后，他戴上少将军衔，调西南参与剿匪、整编、建政，一桩桩事务像潮水压来。1949年年底，他终于收到家书：父亲年迈，叔父因旧伤残疾，老屋只剩一间。傅传作暗自掏工资寄回，却绝口不提向组织伸手。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摆摆手，“自己家事，自己扛。”
军中也有人想借关系走后门。炊事员跟他搭档近三十年，请求把儿子送进部队。傅传作听完，只答“部队有编制，有标准”，话虽平淡，却直接断了念想。炊事员羞愧离开，背影萧瑟，却没人敢说傅传作不公平。
再说那四条黑烟。成都方面本意讨好，却不料撞上钢板。木箱被原封退回，一路颠簸又送回起点。负责传递的干部后悔地嘟囔：“首长脾气太硬。”此事传开，部队里难免议论，有人暗暗称赞，也有人觉得过于较真。但很快，类似“投其所好”的风气在他负责的系统里绝迹，有意行贿者先掂量一下，值不值得再碰钉子。
傅传作对身边人也毫不含糊。某次回家见饭桌上冒出两只烧鸡，他先是愣神，随后怒火直冲：“我是买不起烧鸡？”家里人解释不清，他立刻追查来源。最后发现是夫人朋友顺手带的土特产，他赶去道歉，顺带把两只鸡折价奉还。朋友哭笑不得，但也服了这份认死理的倔劲。
长期劳累加旧伤，傅传作患上肝炎。疼痛时，他靠止痛片硬撑，常说“工作还有一车皮没卸完”。拖到1982年，病变成肝癌，医嘱已晚。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仍叮嘱护士把药费细账写清：“别给组织添乱。”盛夏的夜风滚烫，窗外蝉声密集，68岁的他在这种喧嚣中闭眼，再无言语。
未留下回忆录，未留下财产，除了那句“自家的活自己扛”。士兵们至今谈起他，总在末了补一句：“少将喜欢黑烟，但没抽过一口白来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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