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1日，雨花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一位神情坦然的男子昂首走向刑场。
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邓中夏。
看守他的士兵，虽无数次面对死亡与冷酷，却在那一刻红了眼圈，喃喃说道。
“好人啊，真是好人！”
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敌人低头致敬？
又是什么样的信仰，能让一个文弱书生走上革命的火线，甘愿赴死？
北大诗才
1917年秋天，23岁的邓中夏踏进北大红墙之内，此时的他身穿长衫，脚踏布鞋，神情沉静，眉眼间透着一股书卷气。
此后，北大图书馆成为了他每天的朝圣地，常常坐在东南角靠窗座位，一边读《李太白集》，一边默默在书页边角写下自己的感悟，那些年，他常常在日记里写道。
“世人皆醉我独醒，愿执笔写尽世间清平。”
1919年春天，北平城中掀起风暴，一天，邓中夏随人群走到大礼堂前，见台上站着一位身着长袍、目光炯炯的老师，用激昂的语调演讲，正是李大钊。
“各位同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已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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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邓中夏已经是学校中的反帝爱国积极分子，还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时常到街头演讲，因此影响了不少人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5月4日，北平街头爆发大规模游行，北大学生是主力军，邓中夏站在宣武门外的街头，手持一卷小传单，对着围观的群众讲述列强如何瓜分中国、卖国贼如何出卖百姓。
那些岁月里，他把创作《春日思归》的诗意，化作一篇篇为底层呐喊的檄文，原本用来吟风咏月的口才，转而激励工人、唤醒农民。
“我曾沉醉山水诗文，然今之中国，已无山可隐，无水可寄。”
这是他写给父亲信中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头，不再沉迷诗词，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不再写诗，变为传单、号召、理论纲要。
“我是一个拿笔的兵。”
一位知识分子从理想到现实、从个人追求到民族觉醒，让邓中夏逐渐成为那个即便走上刑场也要高喊“共产主义万岁”的革命者。
工运先驱
1920年秋天，北平街头依旧喧闹，这一年，邓中夏的足迹，从图书馆踏入机油与铁屑混杂的工厂车间，常常对着一群满脸灰尘、双手老茧的工人们大声疾呼。
“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
“你们读书人，也懂我们这受苦的命？”
“我不懂你们的苦，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受。”
从那天起，他每日与工人同吃同住，听他们讲老婆生病无钱医治、孩子辍学去捡煤渣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写成短文、演讲稿，散发到更多的工人聚集地。
同年冬天，邓中夏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没有选择在城市上层搞宣传，而是主动要求去工人最密集、最危险的地方。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先去听听最穷苦人的声音。”
1921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我党创建的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邓中夏被任命为北方分部主任，跑遍了天津、唐山、保定、太原……
他在墙上写下“工人要团结”的标语，组织工人学习，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识字、学法律、讲斗争，创办的《劳动音》杂志被称为“工人自己的声音”。
1922年，邓中夏被选为长辛店工人代表参加广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没有住旅馆，而是与其他工人代表一起睡在会场搭建的地铺上。
“只有睡在一起，才知道彼此的冷暖。”
1925年，“五卅惨案”震动全国，邓中夏临危受命，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参与创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已然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
他带领总工会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省港大罢工，数十万工人参与，交通停滞，码头封锁，帝国主义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利益几乎被一夜掐断。
辉煌的斗争背后，是残酷的代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席卷而来，邓中夏被列为头号通缉犯，只能从讲台走入地下战线。
他隐姓埋名，多次被派往上海、香港、长沙等地，组织地下党、重建工人网络，在最黑暗的时刻，依旧穿行于城市的夹缝中，组织罢工、救助被捕同志。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邓中夏主张武装斗争，参与制定土地革命总纲领，被任命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为了支援湘鄂西根据地，他层亲自带队深入前线，担任红三军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用口才、文字和人格凝聚部队，被红军士兵亲切地称为“会写字的战士”。
1932年，邓中夏再次返回上海，担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然而，就在第二年春天，一次秘密联络中不幸被捕。
赴死无悔
1933年5月15日晚上，上海法租界街头出现几道仓皇的身影，邓中夏刚从赤色互济会秘密会议点走出，隐隐察觉到了异常，却已无路可退，几名便衣悄然逼近，只听一声低喝。
“施义，我们请你走一趟。”
“我知道你们要找谁，但你们认错人了。”
起初，敌人并不确定眼前温文尔雅的施义就是他们苦寻多年的工运核心，拷打、威逼、连番试探，他只用湖南方言冷淡回应。
“我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
几天后，另一名地下党员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崩溃，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敌人欣喜若狂，邓中夏被连夜押往南京，投入宪兵司令部监狱。
牢门“哐当”一声关上，许多狱友心中掠过一个念头，中夏同志可能真的走不到外面了，没成想，邓中夏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比任何人都镇定。
“咱们这是战地新驻点啊。”
那时，牢里条件极其恶劣，酷刑常随时而至，同志们知道，邓中夏是“重点关照对象”，担心他挺不过去，便想方设法给他改善生活。
“老邓，你真不怕死？”
“怕过，但一想我们死得有价值，就不怕了。”
几天后，敌人开始正式提审，法庭上，邓中夏态度坦然、不卑不亢，弄得法官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敌人见审讯无果，又请来昔日叛变的熟人劝降，全都无功而返。
恼羞成怒之下，敌人开始动用酷刑，铁钩穿手，火烙背脊，可邓中夏始终不出声，哪怕昏倒在地，守卫提着冷水泼醒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的讲课还没讲完。”
的确，他将牢房当课堂，每天给同志们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哪怕讲到一半被拖出去，也会在回牢后继续。
狱友们开始偷偷记下他的话，贴在牢房墙上，有人因他振奋，有人从放弃转为坚持，他的信仰如火种般在狱中燃烧。
1933年9月21日清晨，看守士兵悄悄走进牢房。
“邓先生，准备一下。”
此时，邓中夏已经醒来，像往常一样起身，洗了把脸，理了理头发，又慢条斯理地系上扣子，看守走进牢房时，邓中夏朝他一笑，轻声说道：
“我们出发吧，不要耽误时间。”
这位姓杨的看守士兵，平日里寡言少语，但这一刻，他愣了半晌才点点头，转身带路，他不敢回头看，知道邓中夏不是一名普通的犯人，而是一个带着光走向黑夜的人。
从监狱到雨花台的那段路并不长，邓中夏沿途不语，眼神平和地望着远处灰蓝色的天边，行至中途忽然停下脚步，看着朝东泛红的天空，自语般说了一句。
“同志们要记得，最后的胜利终究会是我们的。”
雨花台的刑场布置妥当，士兵们排成一列，邓中夏迈步而入，当他走到行刑位置时，转过身来，正视那些举枪的人，那位姓杨的看守站在不远处，努力压下情绪。
就这样，邓中夏最后望了一眼四周的山林，仿佛在对世界道别，又像是在对历史点头致意，高声喊出最后一句口号。
“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话音未落，枪声已至，他应声而倒，血液渗入土中，染红了他脚下那一片沉默的大地，短暂沉默后，看守士兵转身离去，步伐踉跄。
数日后，牢房里，郑绍文靠着墙壁坐着，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是那个姓杨的看守，对方站在门外，没有如往常那般催促或巡视，而是低声说道。
“郑先生，那位邓先生……几天前在雨花台被处决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那一天，牢房静得出奇，所有人都在回想着邓中夏的身影，仿佛他仍站在角落里讲课，还会走过来拍拍谁的肩膀，鼓励对方坚持下去。
“好人啊，真是好人。”
一个敌人在目睹了一个革命者从容赴死后，道出的这句“好人”，不只是哀悼，更是一种迟来的敬意。
世人皆有生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死亡面前如此坦然，更不是每个人死后，连对手都要低头，邓中夏做到了，他用生命为信仰作证，用死亡让敌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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