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当它以8800万的估价现身北京拍卖场时，所有人都被这串数字震撼；可当追溯其源头，更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浮出水面——这幅1959年庞家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珍品，竟在1997年被认定为“赝品”，以6800元的价格“调剂”售出，摇身一变成为拍卖场上的天价拍品。
这不是一则简单的“文物增值”故事，而是一把撕开南博举报案冰山一角的利刃。随着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郭礼典手持工作证的实名举报视频刷屏网络，更多惊心细节被曝光：馆藏真品被鉴伪流向海外、前院长徐湖平身兼“调拨方院长”与“接收方法定代表人”双重身份、其子开设拍卖行涉嫌利益输送……更令人寒心的是，这并非首次举报，早在2008年就有42名职工联名举报，却石沉大海。
6800元到8800万的价差背后，是国家文物流失的锥心之痛；十多年举报无果的背后，是公众对文博系统信任的崩塌危机。当文物流向海外，当举报遭遇推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在守护国宝？谁在沉默纵容？谁又能为这场闹剧画上正义的句号？
一、一幅古画的离奇旅程：从无偿捐赠到天价拍卖，中间藏着多少猫腻？
仇英，明代“明四家”之一，其传世作品稀少，每一件都堪称国之瑰宝。1959年，收藏家庞增和将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137件家藏珍品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这份赤诚，是对国家文物保护的信任，更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担当。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竟成了某些人手中的“摇钱树”。多年后，庞增和的女儿庞叔令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预展上，赫然看到了自家捐赠的《江南春》图卷，起拍价高达8800万。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南京博物院给出的答复是：这幅画经1961年、1964年两次专家鉴定，均为“伪作”，已于1997年依规“划拨调剂”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后续被“顾客”以6800元买走。
看似合规的流程，实则漏洞百出。关键的破绽出在“调拨批准人”——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徐湖平。查阅资料可知，1997年调拨《江南春》时，徐湖平不仅是南博院长，同时还是接收方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定代表人。左手握着国有博物馆的审批权，右手掌控着文物接收的渠道，自己批准自己调拨，自己卖给自己，这哪里是“合规调剂”，分明是“左手倒右手”的利益输送！
更离奇的是徐湖平的回应。面对媒体追问，这位82岁的前院长轻飘飘一句“这个事没有经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便想撇清所有关系。可白纸黑字的批准签字就摆在那里，“薛定谔的签字”终究骗不过公众的眼睛。就连收藏家马未都都忍不住质疑：即便在2001年，一件“仿仇英”的作品，也绝不可能只值6800元这个白菜价。那位神秘的“顾客”是谁？这幅画又如何从“仿品”摇身一变成为估价8800万的珍品？答案，或许就藏在徐湖平不愿多说的“背后故事”里。
二、举报不是“突发”，而是“积怨”：十多年的坚守，四十多人的联名，为何石沉大海？
郭礼典的实名举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达十多年的绝望抗争。这位南博文物典藏部的退休员工，工号08006，从2010年起就持续向多部门举报徐湖平的违法违规行为，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石沉大海。
更令人震惊的是，举报的历史早在2008年就已开始。当年6月，徐湖平刚退休，南博就有42名职工联名举报他，反映其集资房分配不公、阻挠国宝清点、账目不清等问题，举报材料甚至提交到了新华内参，最终却不了了之。2012年，郭礼典再次联合职工补充举报，新增“违规处置捐赠文物”的指控；2014年，他通过民革江苏省委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举报材料，控诉徐湖平贪污受贿相关行为，可所有努力都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明确回应。
直到2025年下半年，《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场，这场沉寂十多年的举报才终于被公众看见。郭礼典在举报视频中，直接抛出了徐湖平的“六宗罪”：盗窃走私文物、私自开封故宫南迁文物、联合他人将真品鉴定为赝品流转、其子开设拍卖行、利用字画进行权力交易、私生活混乱。每一条罪状，都直指文物保护的底线；每一个细节，都令人不寒而栗。
试想，如果2008年的42人联名举报能被重视，如果郭礼典的一次次举报能被受理，或许就不会有《江南春》的离奇流失，或许就不会有数以千计的国宝可能流向海外。可现实是，“背后势力过于庞大”的传言，让正义的追问被一次次搁置。这不是简单的“举报无果”，而是对文物保护的漠视，对违法犯罪的纵容。
三、谁在推诿？谁在沉默？一场让人心寒的“责任接力赛”
随着舆论发酵，公众最期待的，是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与雷霆调查。可现实却给了所有人一记耳光——一场荒诞的“责任推诿接力赛”，正在上演。
记者致电国家文物局全国文物违法举报电话，接线员表示，上周已经接到“南博事件”的举报，正在核实，但关于郭礼典的举报，平台没有接到相关信息，暂时无法处理。一边说接到举报正在核实，一边说没有接到举报无法处理，如此矛盾的回应，让人看不懂究竟是工作疏漏，还是刻意回避。
转而联系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得到的答复更令人无语：“经过核实，你的问题需要找江苏省文旅厅反映，我们暂时无法处理”。可当记者试图联系江苏省文旅厅时，多个部门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仿佛陷入了“电话迷宫”，找不到一个能对接的人。
作为事件的核心相关方，南京博物院的回应更是“冷漠至极”。名誉院长龚良面对追问，只丢下一句“这个事情，我没什么可说的，抱歉”，便匆匆挂断电话。南博工作人员则只表示“关注官方公告”，对具体细节拒不回应。
最让人愤怒的，是被举报人徐湖平的回应。12月22日，他终于发声，却只说“会在合适的时机发声回应，等上级调查结果”。“合适的时机”是什么时候？是等到证据消失，还是等到公众遗忘？他口中的“上级”又是谁？是当年搁置举报的部门，还是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势力？这样的回应，不是表态，而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对正义的挑衅。
南京网友说得好：“人民的眼睛雪亮，历史的目光更亮。” 文物流失海外，损失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这和卖国又有什么区别？当国家文物遭遇侵占，当举报者四处奔波，当有关部门纷纷“隐身”，受伤的不仅是捐赠者的初心，更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四、文物无言，历史有证：我们需要一场雷霆之查，守护千年文明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载体。每一件文物的流失，都是民族记忆的缺损；每一次对文物犯罪的纵容，都是对历史的背叛。南京博物院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本应是文物的“安全港”，却成了某些人“监守自盗”的工具；有关部门本应是文物保护的“守护者”，却成了推诿责任的“旁观者”，这是何等的悲哀？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江南春》是真迹，那么当年的两次“伪作”鉴定，是专家水平有限，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如果徐湖平的“六宗罪”属实，那么这条“鉴定伪作—低价调拨—拍卖获利—流向外海”的黑色链条，还牵扯出多少人？除了《江南春》，还有多少馆藏珍品以“伪作”之名被非法处置？
这些问题，不能再被搁置，不能再被遗忘。我们恳请国家层面成立联合调查组，以雷霆之势介入调查：不仅要查清《江南春》图卷的真伪与流向，更要彻查徐湖平任职期间的所有文物处置记录；不仅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更要深挖背后的利益网络与保护伞；不仅要为举报者撑腰，更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文物不会说话，但历史终将记录一切。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能宣称自己无辜；文物流失之际，没有一个部门能置身事外。我们期待一场彻底的调查，让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让推诿责任者无处遁形；让举报者无惧，让捐赠者心安，让文物工作者无憾；让那些漂泊的国宝早日回家，让千年文明在朗朗乾坤中生生不息。
毕竟，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的根与魂。这一次，我们不能再沉默，也不能再等待。因为每一次的沉默，都可能意味着一件国宝的永久流失；每一次的等待，都可能让正义迟到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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