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北京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程家花园里，海棠尚未吐蕊，穆俊杰已端着账册站到宋时轮书桌前。他刚被任命为秘书不久，手里那张伙食费清单显得格外刺眼——名字后面全是空格，没有一人缴费。
穆俊杰心里犯嘀咕：按规定，每月10元，不多也不少，为何没人交？他小心开口：“首长，大家饭钱该补上了。”宋时轮抬头，目光平静，只说了八个字：“不厚费者，不多营。”穆俊杰愣住，没敢再追问。
同事悄声解释：老传统，一桌人吃饭，从未收钱。可眼下物价上涨，战士津贴也在调，大家想主动承担些开支。穆俊杰觉得合情合理，当晚仍拿着账册去了宋时轮卧室。台灯昏黄，墙上那幅湘绣毛主席像在灯影里隐约闪光。
“首长，花费总要有人管。”他再次提出，语气略带急迫。宋时轮却合上书，说：“年轻人别急，先听个旧事。”
1923年底，湖南到广州的路断断续续，战火绵延。那年冬天，宋时轮与左权、蔡升熙一行备考陆军讲武堂。行至半途，盘缠见底。宋时轮提议把仅剩的钱交由左权，自己折返筹款。冒雨穿山，借宿祠堂，他砸锅卖米，才凑出十几块大洋。赶到广州时，同伴已毕业，他仍站在校门口，尴尬却欣慰。
说到这里，他停了几秒，补上一句：“钱，得用在刀刃上。那时我若厚费，今日便无力落脚。”穆俊杰低头翻账册，笔尖悬空，终究没落下数字。
不久后，1990年3月，宋时轮旧疾复发，赴上海华东医院治疗。病房不取暖，他仍穿那件打了三层补丁的蓝棉衣，袖口处棉絮外露。穆俊杰忍不住提醒：“现在新衣不贵，您得添件。”宋时轮回答简短：“袖子破，补袖即可。”同病房的小护士偷偷抹泪，转身去拿针线。
几天后，院里停电，宋百一点蜡读书，蜡烛烧裂了桌面玻璃。宋时轮打电话给营房处，让人配块新玻璃，并注明“从我下月工资扣”。穆俊杰试探：“这完全可以走公帐。”话刚出口，宋时轮声音陡高：“毛主席早有规矩，损坏之物必赔。制度不能破。”房里安静得能听见秒针。
程家花园的客厅则留下另一景象。一大两小的老沙发，绸面褪色，弹簧发硬。据说是原孔祥熙二小姐卧室家具，1958年宋时轮调北京军事学院时划拨使用。此后几十年，弹簧坏了补、坐垫塌了垫。维修工笑称“再修就该换骨架了”。宋时轮仍坚持能坐就行，直到1991年秋天离世，沙发依旧原样。
有意思的是，同年6月，台湾同乡蔡升杰来京。统战部门原本安排饭店接待，宋时轮婉拒：“来家里，一杯老酒足矣。”那天厨房多炒了两道江南小菜，全由宋时轮自掏腰包。席间他略带调侃：“公款一滴未沾，大家放心吃。”客人举筷，气氛轻松。
对年轻工作人员而言，他更像严父。程家花园里的八九个勤务兵，月薪不过几十元。他知道这些“娃娃”兜里空，平时给零用从不说破。炊事班做饭多算人头，账本却始终空白。穆俊杰又一次提起伙食费，宋时轮只摇头：“家里人吃饭谈什么钱？不厚费者，不多营，你该懂了。”
1991年9月17日凌晨，宋时轮在北京逝世。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工资存折余额不到两千元；那本常年翻看的毛选封皮磨得发亮；补丁棉衣依旧挂在墙上。穆俊杰合上柜门，脑中忽闪过那句古怪的八字——不厚费者，不多营——此刻却听得分外清晰。
宋时轮一生历经北伐、抗战、解放、抗美援朝，多次身处枪林弹雨。子弹没逼他退半步，金钱同样难动其心。俭是手段，更是原则。对他而言，管住个人开支，才能挺直脊梁；手下战士吃得饱、穿得暖，比个人存折厚多少更重要。
穆俊杰后来回忆，宋时轮的“家风”其实就是部队作风的延伸——制度面前无特权，经费使用见人心。外表看似苛刻，实则温厚。年轻人领着微薄津贴，却能在首长家端起热饭，这种体面和信任，比十元伙食费更难得。
扎根旧沙发，披着补丁衣，说话不带拐弯，宋时轮把“节俭”二字磨出了棱角，也留下了温度。几十年后，程家花园的海棠依然按时开放，花瓣落在斑驳石阶上，像极了那本攥在老人手里的旧账簿——纸页泛黄，却字迹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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