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早春，南京军区一次争论气氛正浓。时任副司令的陈再道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作战图，声音洪亮：“地图上是死的，人是活的，说干就干！”这几乎是他行事风格的缩影——不绕弯子，先把话挑明。
把时间拨回二十七年前。1926年4月，17岁的湖北黄安少年扛着木箱去鄂军第七师报名。登记员草草一笔，把“程在道”写成“陈再道”，青年看了看，大大咧咧地说：“凑合吧，打完仗再改。”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竟成了解放战争后赫赫有名的“陈司令”。
少年时的陈再道总被乡亲称作“皮猴子”。他见大户人家在河边修水车，便夜里挖暗渠，把水引得无影无踪；碰见欺负佃户的泼皮，他举着扁担就冲上去，挨顿骂也不服软。这股子“顶风劲”，后来随他闯过了鄂豫皖、长征、抗战和解放战争。
战争年代，部队喜欢这样的火药味。皖南突围、鄂西保卫战、渡江东进，他带兵如破竹，打起仗来只认生死，不算人情。可是到了和平建设期，这种直冲直撞就显得“棱角太多”。一些机关的会场上，礼貌寒暄还没结束，他已经端着茶杯说“别转圈子，给我讲重点”。
1959年7月，庐山云雾缭绕。反“左”转向“反右”的会议气压骤降。有人想到一个“妙招”——让与彭德怀有过争吵的陈再道带头发难。于是会议空档，一位身着中山装的负责同志敲开了陈再道住处的门，小声劝道：“老陈，大家都知道你和彭总意见不合，你要是先开个头……”
“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人？！”陈再道一巴掌拍在茶几上，茶水飞溅。他一句接一句，“吵架是吵架，讲原则归原则，谁要我落井下石，滚！”对方脸一阵红，一阵白，攥着小本子灰溜溜退了出去。消息传开，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凝固了，有人暗暗摇头，也有人佩服这份倔劲。
庐山之后，一切风向改变。陈再道没被立刻波及，却心知肚明：不肯随大流，是要付出代价的。1966年，“四清”刚转入“文革”，北京气味骤变。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陈再道对身边人嘟囔：“副主席哪来的‘反革命’？”想不通，他直接给林彪打电话：“我要回武汉，离北京远点。”
林彪放下电话后提醒：“形势不稳，你回去更被动。”陈再道不听，硬是坐上专列南下。列车刚进武昌站，刺耳口号已在月台炸响：“打倒陈再道！”原来武汉“夺权”蔓延，全国最紧张的就是这片长江江滩。有人说他自投罗网，他却冷笑：“在自己地界，总得有人顶着。”
武汉三镇此后刀光剑影。1967年夏，他与“百万雄师”“武汉钢二司”多次正面交锋。7月20日凌晨，造反派蜂拥冲进武汉军区大院，人声鼎沸。陈再道被警卫拖进电梯，门刚合拢，外面木棍乱砸，火光透缝。短短几分钟，整栋楼灯灭、电话断，他躲在狭小轿厢里，汗水湿透军衣。
几天后，他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中央会议。那次会上，他重话出口：“这些自称‘革命左派’的，平时打架逞凶，真要战事一起，八成把枪口对着自己人，掉头去投台湾。”坐在对面的吴法宪先沉下脸，随即冷声质问；谢富治也拍桌子：“这是给中央抹黑！”陈再道耸耸肩，“已经有人打小报告了，用不着你补刀。”
不久，“7·20事件”被定为重大政治事件。中央两位主持者点名“陈再道破坏大联合”。8月下旬，专案组进驻武汉，他被撤职接受审查。隔窗风雨，他还能听见江面船笛，却再也回不到司令部的地图前。此后十多年，湖北口音的吼声销声匿迹。
1978年拨乱反正，陈再道恢复名誉，任国防委顾问。记者来访，他揪着旧伤疤毫不避讳：“我认死理。可以批评我指挥失误，但要我迎风踩人，办不到。”说完，大手一挥，“别写成高大全，把实话照登。”这份“照登”的要求，比他当年拍桌子更响亮。
陈再道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七十九岁。颁授仪式上，他正色敬礼，不苟言笑。人群散去，他轻声嘟囔一句：“名字是写错的，理不能写错。”当年那本军籍簿已泛黄，却见证了一个硬骨头从师部小学徒到共和国上将的整条轨迹。
1970年代到1990年代，很多经历过那场大风浪的人渐渐沉默，陈再道仍在不同场合提醒年轻军官：原则比战术更难守。有人问他后悔不后悔庐山的那声怒斥，他摆摆手，“要是还给我一次机会，话还是那几句。”
2009年7月，陈再道病逝于北京，享年一百岁。送别仪式极简，无哀乐、无花圈，只悬挂一幅黑底白字横幅：“为人坦荡，以理服人。”这八个字，比任何颂词都贴近他一生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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