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的瓜吃了那么多，萦绕在心头的竟是这句话：
有人暗行苟且事，有人以生命守护文明！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媒体报道国家文物局已经成立工作组就此事开展核查。
围绕着《江南春》的真真假假，一些利益相关者期期艾艾的表述，比《甄嬛传》更烧脑。
最初大家只是在讨论此《江南春》是不是彼《江南春》，南博和庞家到底谁在说谎？
后来就变成了一场考古大杂烩，那些想要隐藏在暗中的人和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显现。
这其中到底有何有趣的人和事，且听我细细说来。
12月19日晚，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接受《正在新闻》采访时，有两个细节表述特别有趣：
1、（假文物调拨与处置）这个事没有经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
2、我2008年退休，今年82岁了，身体抱恙在家，高血糖，前列腺也不好。
我来翻译一下，中译中。
徐院长的意思是他在2008年退休已经退休了，隐喻是，他是2001年才成为南京博物院院长的，1997年处置《江南春》画卷的破事，他没这个资格当“带头大哥”，而且他也不是书画鉴定专家，这事跟他关系不大。
所以哪怕你拿出南博的文物划转单上，指出“徐湖平”的签名也不能说明问题。
牛不喝水强按头，你们放着“关键的少数”不管，拿着这堆烂事恶意纠缠我一个经办人，有意思吗？
其次是说他已经年龄大了，“老来多健忘，时日亦无多”，恳请吃瓜群众得饶人处且饶人，就不要再翻历史旧账了。
然而话音仍未落地，热搜就爆出，徐院长被前员工实名举报了。
80岁的南京博物院退休职工郭礼典举着自己的工牌，声音发颤却字字铿锵：
“我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盗卖故宫南迁国宝，十多年了，必须给国家一个说法！”
这个在南博干了40多年的前员工，退休前是典藏部的老馆员，天天跟文物打交道。
用他的话说就是：
“闭着眼都能摸出库房里的箱子哪个装的是官窑”。
郭礼典说，徐湖平的操作堪称流水线盗宝：
先让专家把真文物说成是“赝品”，低价拨给江苏省文物商店，
再转手给儿子在上海开的拍卖公司，最后高价卖给海外贩子。
一套流程下来，国宝变私产。
这个信息量实在是有点大，那么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实名举报，掷地有声的说自己造谣的话自己也要担法律责任的，可信度是有点高。（真假与否，等待后续调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南博的另外两个前院长了，这两位都是自杀的。
南博原来叫国立中央博物院，1950年更名为南京博物院。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由于南京博物院底蕴深厚，又有着国民政府的“原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闹市持金的稚子，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
更麻烦的是，建国后的南京博物院，上级主管部门屡经变动，真正能管事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于是就有了借阅和催还的故事。
为了正本清源、严肃管理，南京博物院需要一个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专业人士来领导，于是在徐平羽院长之后，曾昭燏女士成为这家博物院的掌门人。
她具有三个历史身份：曾国藩家族的后裔、南京博物院的缔造者、中国首位留洋考古的女性学者。
据悉她就任后第一次开会，就口头规定了一项非正式制度：
本院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尤其是做考古工作的，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也不能与这个生意沾边。
曾昭燏是懂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而为了杜绝内部人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陋习，她以身作则，直接把自己祖传的古董茶具上交给国家——我私人拥有的古玩都不要了，你们还好意思沾惹吗？
可以想象，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制度从出台到执行，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
但曾昭燏不在乎，她生性孤洁，终身未婚，早就将一生献给了考古事业。
1964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患有抑郁症的曾昭燏来到灵谷寺。
她给司机一袋苹果，让司机等她。
随后，曾女士从塔上跳了下来，上衣口袋里留有张字条：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曾昭燏去世后，陈寅恪写了首悼亡诗，其中两句为：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曾昭燏去世后，姚迁接任。
他仍然没有逃过自杀的宿命。
在冯其庸先生的《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说到了“姚迁事件”的来龙去脉。
起初，某省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欢文物，从南博借阅字画，带回家研读。
姚迁坚持曾昭燏的制度，完整记录了借阅事项，并在到期后派人催还，人憎狗嫌。
后来，有人想把他弄下来，先是诬陷姚迁生活作风有问题，但因为姚迁生活古板，找不到问题；于是又说姚迁经济上有问题，查了半天又没找到财务上的口实，只能作罢。
然后，戏剧性的事件出现了。
此前有一次，姚迁给新入馆的文物做鉴定时，有位南博的干部记录了姚的口述鉴定意见，并整理成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还把姚迁列为论文作者之一。
姚迁事后非常恼火，严肃地批评了他，不同意署名，并拒绝了对方分享稿费的建议。
这就给有心人提供了机会，姚迁被安上了“学术不端”的罪名——你没有写论文，为什么论文上有名字？
事件迅速扩大化，先是江苏省委成立工作组开始调查，然后是《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等二篇报道，同时还配发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给姚迁沉重的打击。
作为姚迁的好友，冯其庸写信说，“我一定来看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收到信的姚迁泪如雨下，对副院长徐湖平（对的，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徐院长）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当天晚上，姚迁自缢，以死抗争。几个月后，经过工作组的详细调查，姚迁被平反。
姚迁的结局，对于整个文博系统而言，是一个标本式的事件。它完成了某种规训：此后几十年，你很难再看到有人在类似的事情上太过较真。
这两位自杀殒命的院长随着时间的更迭被遗忘在脑后，后来的人该干啥还是干啥，直到《江南春》爆雷。
《江南春》外观。图自澎湃新闻
在庞家和南博打官司之前，庞家就不断给南京博物院写信，希望看看当年捐赠的137件藏品的现状。
但匪夷所思的是，南博并没有回复他们。
庞元济的曾孙女庞叔令说，2018年时，她的妈妈，也就是1959年捐赠者庞增和的夫人，还为此写信给南京博物院。“她在世的时候，一直惦记这事。后来她突发心脏病，就是因为有亲友来讲了南博这个事情，一下子让她突然生气，没缓过来去世了……”
可悲呀，这样一位赤诚的捐赠者家属就这样被气死了。
再说回画作流出事件，这件事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每一步都是合规的。
有专家鉴定记录、有省文化厅的批复、有调拨手续、有销售发票，链条完整，程序清晰，挑不出毛病。
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的一个老案子。当时英国的济贫院制度，在程序上堪称完美：有申请流程，有资格审核，有账目记录，有监督机制。每一个穷人进入济贫院，都经过了严格的程序。
但狄更斯写《雾都孤儿》的时候，描述的那些济贫院里的悲惨生活，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程序可以完美，而程序之下的人可以不完美。
制度是死的，执行制度的人是活的。
当程序成为遮羞布而非约束力的时候，程序正义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讽刺。
《江南春》的流出，把时间线拉出来看：鉴定是在60年代完成的，那会儿既没有成熟的文物拍卖市场，也没有后来那些严格的监管条例。
“伪作”两个字一落笔，类似文物就从“公家财产”变成了“可处置品”。
有人总结过这套处置的精妙之处：
把责任放进专家鉴定组——标准不同、认识有限、学术在发展，很难追究几十年前一组专家的责任。
把风险转移给文物总店——后续交易与博物院完成切割。
一切交给时间——人员更迭，档案封存，只剩“以当年结论为准”。
最后的结果是：责任消解于流程，利益归于个人。
这恰恰也是庞叔令女士最为愤怒的地方吧，“不是因为你卖了，而是因为你卖了都不告诉我。这不是法律问题，是人性问题。”
这还牵扯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捐赠的本质是什么？
捐赠是一种单方面的“让渡”行为，一旦完成交付，似乎就与捐赠人关系不大了，但换一个视角来说，在人类社会中，礼物从来不是白给的，它背后总有回礼的义务。
即使是单向的赠予，也创造了一种持久的社会纽带，受赠者对赠予者负有某种道义上的亏欠与责任。
鉴定“伪作”却不通知捐赠人，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更荒诞的一层是，将所谓的“伪作”当作无足轻重的废品处理，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不尊重。
既然当时鉴定是“伪作”，何不“退捐还画”？如果还了，岂不是没有了今日的官司一桩。
好在，现在高层下场了，一切都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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