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历史该如何书写？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汪海粟新书里轻描淡写的“时代所限”中，而在南京大学档案馆那封泛黄的手写信上；不在刻意粉饰的回忆录字里行间，而在胡福明“别让后人以为我们也随波逐流”的铮铮誓言里。当一个试图用笔墨篡改往事的人，遇上一份用良知封存真相的物证，南博历史的书写准则，便有了最清晰的注脚。
汪海粟的新书问世，本是一段尘封往事的复盘契机，他却选择将当年整治姚迁的风波，轻飘飘归结为“时代局限下的不得已”。寥寥数语，便想抹去罗织罪名、逼迫签字、推动不实批判的过往，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大环境裹挟的无奈者。可历史从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某个人笔下可以随意涂改的草稿。他笔下的“不得已”，轻飘飘带过了姚迁蒙冤的日日夜夜，带过了一位文博人因坚守原则而遭受的无端打压，却带不走档案柜里那份铁证如山的手写信。
那封写于1984年冬夜的信，是胡福明掷地有声的良知宣言。彼时他身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面对罗列着八条莫须有罪状的批判材料，面对来自上层的签字施压，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的沉默，而是“啪”地摔笔拒签。连夜疾书的信件里，他不仅写明材料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十处细节，更留下那句振聋发聩的嘱托：“别让后人以为我们也随波逐流”。为了这份坚守，他甘愿坐十几年冷板凳，甘愿承受仕途受挫的代价，只为给历史留存一份最本真的记录。
如今，这封信被姚迁之子郑重捐赠，收进南大档案馆的正卷，成为南博这段历史最权威的佐证。而汪海粟的回忆录，与之相比，更像一场苍白无力的自我洗白。当事人尚在病榻之上，史料馆的档案却早已给出定论：档案室的门，比泛黄的书页更诚实；胡福明笔下的字字句句，比汪海粟的“不得已”更有千钧重量。
南博的历史，从来不该由权力书写，不该由利己者的回忆录书写，而该由那些坚守真相的人、由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物证来书写。它要写姚迁为追回馆藏字画的执着与风骨，要写胡福明拒签不实材料的勇气与担当，也要写某些人滥用权力、颠倒黑白的荒唐。它要让后人看到，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有人选择随波逐流粉饰太平，也有人选择逆势而行捍卫真相。
真话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当档案柜里的手写信被拂去尘埃，当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我们终于明白：历史的书写，容不得半点修饰与篡改。唯有尊重事实、铭记良知，才能让一段历史经得起岁月的拷问，才能让后来者看清人性的风骨与底色。南博的历史如此，所有关乎正义与真相的历史，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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