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徐海东重回故乡，缘何见到乡亲后道歉：我徐海东对不起大家呀|徐老虎|烈士|老战士

1958年4月16日清晨，汉口江面笼着沉沉的雾气，雨线不断砸在码头的铁皮棚顶上。徐海东拄着拐杖，披着军大衣站在舷梯旁，呼吸有些急促；医护嘀咕着气压低、风湿重，可他没回头。把这趟路拖了两年，今日若再推迟，大别山的春茶又要错过，一些人恐怕也等不及。雨声里，他只说了一句：“走。”

车从武钢工地旁经过时，湿土的味道扑鼻而来。随行参谋想劝他先在武汉休息，得到的回答仍是那句硬邦邦的湖北话：“回山里。”进入麻城地界，道路泥泞，车子几度陷进稀泥。每一次熄火，徐海东都要推门下车看看，不愿懒在座椅上。他的左腿在延安时就落下病根，一跛一拐，却坚持沿着碎石路走一小段，“闻闻老家土味”。车队跟在后面慢吞吞挪，谁也不敢催。

黄昏前，队伍抵达新城集镇。消息比车快，乡亲从四面八方拥到坡下。警卫担心人多磕碰，上前搀扶，他抬手挡住，“别挡，都是自己人。”说罢，他挣开扶持，走上土坡，朝人群深深弯腰：“父老乡亲，我徐海东对不起大家呀！”一句话砸下来，不少老人悄悄抹眼角，年轻人愣在当场——谁也想不通，堂堂大将军，为何先赔不是？

要解这个疑问，得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早春。那年，徐家桥修烈士墓，钱不够。徐海东卧病大连，托侄子徐文彬把自己全部积蓄一千元带回老家，叮嘱：“自己事自己干，莫惊动政府。”理由很简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私人家务要少占公家的人力物力。徐文彬嘴上答应，心里没底：六十六名烈士分散在山洼，光地基就吃人。结果还是找了区里。地方干部一听这是“徐老虎”的事，不敢怠慢，派人、派车、拨石灰，墓碑上还请徐向前写了“光荣流血”四个大字。墓落成的那天，炮仗震得山谷轰响，却瞒不住远在大连的徐海东。得知详情，他拍床而起，直吼：“坏了规矩，冒犯了烈士名声！”耳旁人只听得一句真急怒：“这是给党添麻烦！”

因为那件事，他欠乡亲一句道歉，一欠就是八年。如今他终于站在这坡顶，还了心债。雨停，乌云散去，太阳斜照坡头，泥地闪着微光。人们围过来，有人拍他肩膀：“徐大将军，回来了好！”更多的却只是默默握手。大别山男人粗糙的手心温热，用力极大，像传递无声的电流。徐海东的手在战场炸伤过，第三根指节有些变形，他反抓得更紧。气氛里没有客套，只有彼此都熟悉的那股辣味真劲。

战友、乡亲、烈士，这三样一直是徐海东心头最重的担子。1928年的腊月屠村，他记得清楚——黄陂、麻城交界，土墙里躺倒了自家六十六条命，连襁褓里的婴儿都没逃过。那是他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也是他坚持革命、冲最前锋的底气。打仗时他猛，闲下来却常说一句：“活下来都是捡命。”1956年回到北京，当选八大中央委员，他原本可以安心养病，但仍要求秘书把所有来信送来，特别是烈士家属的。“不要漏，”他嘱咐，“这不是客气，是责任。”

同一年，他重拾笔杆。在《保卫红色的土地》《会师陕北》中，他用湖北方言夹杂军语，写夜战、写行军，也写恐惧。他告诉年轻编辑：“胜败都要写，怕死也要写，骗人没意思。”稿子改来改去，手背蘸满墨水，老战士写字像上刺刀，一笔到底，毫不回勾。有人问：“您这么辛苦图什么？”他笑：“不让后生忘了是哪条路踩出来的。”

亲人方面，他一样铁面无私。长女徐文金从三岁起流落在外，1951年才和他相认。过年时女儿怯怯说想进城，他沉默良久，道：“政府负担重，你又没文化，闹特殊算什么？回去种田。”女儿抹泪，他没有安慰，只给了一袋种子。后来三年困难，女儿一家缺粮，邻居劝她去北京寻父，她摇头：“爹说过，当普通百姓。”1970年春，徐文金带土鸡蛋坐十几小时火车到郑州看病重的父亲。病床前，徐海东声音沙哑：“苦了你。”那一刻，他才松口承认亏欠，但未改原则。

再回到1958年的那天。鞠躬道歉后，他没有多话，直接提出去马口岭烈士陵园。汽车颠簸上山，途中不得不停下三次，他胸口闷，脸色发白，可只要一开门透气，他就抬头望向山顶。抵达陵园时，夕阳落在碑林，金光闪动。徐海东站在“光荣流血”前，右手抚碑，长久不语。旁边的县委书记低声解释：“首长，墓是按规定，该修就修。”他摇头：“那时无规定，我们先动了公家的手，是徐海东的错。”再无他言。

陵园出来后，夜色已深，乡亲送来热芋头和自家酿的苞谷酒。他拿起芋头，却将酒推回：“医生管着。”说完又笑，露出脸颊那对深酒窝，像当年冲锋时一样鲜活。桌旁老人提起政府要在严河建水库，要淹老宅子，情绪不定。徐海东听完只说一句：“该牺牲还得牺牲。咱徐家人打仗不怕死，建设更不能怕搬家。听党的。”语气平和，却透着不容置疑。两个月后，两位族兄进京求情，他仍是这番话，没有长辈的丝毫软语。年底，徐家村人挑着锅碗瓢盆搬出山谷，最后一眼回望祖屋时，很多人泪流。可没多久，水库蓄水成功，沿岸的稻田年景一次比一次好，这成为当地最早受益的一批工程。徐家人提起搬迁，仍服气那句“听党的”。

徐海东这一辈，枪林弹雨里练就一招：可进可退，却绝不含糊原则。身为中央委员，他懂政策；身为徐家长房，他心疼族人；可是两者冲突时，他毫不犹豫站在前者一边。乡亲们或许当时不全理解，可随着日子过去，水库、机耕道、红薯良种一项项落到地头，疑虑散成了尘埃。有人逢集在酒肆里说：“徐老虎还是那个脾气，一点亏都不占，吃亏却也算咱的福。”

1959年，他回京已有半年，病势却抬头。天气好的午后，他常搬个小马扎，放收音机听京剧，听到《打严嵩》时，忽然说：“做人得硬气。”话说得轻，落在人心却沉。1970年8月，病房窗外的梧桐叶半黄，他叫来儿子徐文伯，交代的第一件仍是“大姐在农村，多照应”。交代完，闭目养神，像结束一次战斗那样平静。

徐海东走后，徐文伯把姐姐接到市里疗养，可徐文金只住了一个月，便回到了大别山。她说习惯锄头。2007年冬夜，她躺在土屋里，摸着父亲的老照片，低声念：“当农民好。”屋外北风刮过，她的几个儿女守在床边，没有一个掉眼泪，像遵循家教，情绪被克制在胸腔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