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川南地区。
谁也没想到，一群衣不蔽体、头发乱如枯草的"野人"会突然从深山里冲出来拦住去路。
士兵们端起枪戒备着，为首那人却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破损的纸。
当首长接过那张纸仔细看完上面的内容，这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当场泪流满面。
这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这群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的人又是谁？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当时红军刚刚四渡赤水，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在身后穷追不舍。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位领导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周恩来站起身来，在地图前停留了很久。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抽调一部分精锐部队组建川南游击纵队，留在敌后打游击，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为主力部队突围争取时间。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被留下的部队很可能会失去与主力的联系，他们要在敌人的包围中独自作战，生死未卜。
会场安静得可怕，没人说话，只能听见炭火噼啪燃烧的声音。
选出来的这400名战士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他们接到命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退缩，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
临出发前，周恩来专门召集这些战士开了动员会。
他站在队伍前面，看着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面孔，喉咙有些发紧。
周恩来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战士们的心里：你们这次任务很重，可能会很危险，但革命一定会胜利。
等我们站稳了脚跟，一定派人来接你们归队。
这句话成了后来14年里，那些幸存者唯一的精神支柱。
周恩来说完后亲自签发了任命书，任命徐策为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余泽鸿为政委。
那张盖着红色印章的任命书被徐策小心翼翼地叠好，贴身保管。
谁也没料到，这张纸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后确实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他们在川南山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好几个月的游击战，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来围剿都没能消灭他们。
队伍里有个副手叫王逸涛，这人打仗的时候总是冲在最前面，徐策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带队执行重要任务。
1935年7月的一天，队伍接到情报说附近有一批国民党的军火要经过。
徐策决定带人去打这个伏击战。
出发前王逸涛主动请战要当先锋，徐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队伍行军到半路，前面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徐策意识到不对劲，刚想下令撤退，身边的警卫员就中弹倒下了。
原来王逸涛早就暗中投靠了国民党，这次是专门设好了陷阱。
枪声响了整整一个小时。
徐策身中数枪，倒在血泊中的时候还在喊着让大家突围。
那场战斗死了一百多人，剩下的队伍好不容易才冲出包围圈。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那个跟大家并肩作战了这么久的王逸涛竟然是叛徒。
徐策牺牲后，余泽鸿接任了指挥职务。
这个年轻的政委压力大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队伍的士气降到了冰点，弹药粮食都快见底了，更要命的是失去了与上级的一切联系。
余泽鸿每天晚上都要盯着地图看到深夜，想办法带着队伍活下去。
1935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队伍在深山里转移了几个月，国民党的围剿一刻也没停过。
余泽鸿决定趁着大雪天气，带队伍突围到更深的山区去。
12月中旬，队伍行军到江安县附近的时候，被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堵住了去路。
余泽鸿知道这次是凶多吉少。
他把仅剩的二百多人分成三个梯队，自己带着主力正面吸引火力，让其他人从侧翼突围。
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山坡上的积雪都被鲜血染红了。
余泽鸿身上绑着六个手榴弹，等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一起拉响了引信。
那场江安阻击战之后，整个川南游击纵队只剩下几十个人。
这些幸存者身上都带着伤，有的人断了胳膊，有的人瞎了一只眼。
他们躲进了川南最深处的原始森林，那里人迹罕至，连当地的猎人都不敢轻易进去。
临时负责人刘干臣把大家召集起来。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已经有些破损的任命书，这是当初周恩来签发的那张。
刘干臣的声音很沙哑：兄弟们，咱们的司令员和政委都牺牲了，现在就剩咱们这几十号人。
但周副主席说过，革命胜利了一定会来接咱们。
只要这张纸还在，就证明咱们还是红军战士。
从1935年底到1949年，这十几个幸存者在深山里过了整整14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14年里他们经历的苦难，恐怕比前半辈子加起来还要多。
不能生火，这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因为烟火会暴露位置，国民党的搜山队随时可能追过来。
哪怕是寒冬腊月，他们也只能躲在山洞里靠几个人抱团取暖。
有个老兵的双脚在第三年冬天就冻坏了，后来整个脚掌都烂掉了，疼得每天晚上都要咬着树枝才能忍住不叫出声。
吃的东西更是让人绝望。
春天能挖野菜，夏天有些野果子，到了秋冬就只能啃树皮。
他们把能吃的树皮都剥光了一遍，后来连树根都要挖出来煮着吃。
有一年闹饥荒特别严重，有个战士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摸到山下的村子想找点吃的，结果被村民当成野人打死了。
衣服在前几年就已经破得不成样子。
他们学着用树叶和草编织简单的遮挡物，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只能用泥巴和着草裹在身上御寒。
十几年下来，这些人的头发长得像野草一样，胡子垂到胸口，身上裹着各种破布和树皮，看起来跟山里的野人没什么两样。
最难熬的是看不到希望的那种绝望感。
每年都有人撑不住了。
有的人是病死的，有的人是饿死的，还有的人是实在熬不下去自己了结了。
每次有人死，刘干臣都会把那张任命书拿出来，让大家再看一遍。
他总是重复着同样的话：周副主席说过要来接咱们，革命一定会胜利，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张纸在14年里被翻看了无数次。
纸张早就发黄变脆，边角都磨损了，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
刘干臣专门找了一块油布把它包起来，每次看完都要小心翼翼地收好。
对这些人来说，这张纸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只要这张纸还在，就证明他们还是红军战士，就证明周恩来的承诺还在。
1949年12月，西南地区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路向西，准备彻底解放川南地区。
一支部队正在山路上行军，战士们都很兴奋，因为再过不久整个中国就要解放了。
队伍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前面的侦察兵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从树林里冲出来十几个人，说是人其实更像是野兽。
他们衣不蔽体，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身上都是污泥，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这些人跪在路中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带队的连长立刻命令战士们警戒，以为遇上了土匪。
那个为首的人拼命摇头摆手，从怀里掏出一个油布包，颤抖着双手打开，里面是一张已经破烂不堪的纸。
连长接过纸仔细看，上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字样，还有任命某某为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的内容，最下面是周恩来的签名和日期：1935年2月。
连长看完这张纸，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立刻让通讯员去叫营长团长过来。
消息一级一级往上报，很快就传到了军部。
首长们听说这个情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些在敌后失去联系的部队，竟然还有人活着，而且一等就是14年。
部队立刻停止行军，把这十几个人安置下来。
军医给他们检查身体，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几十处伤疤，有的伤口因为没有得到治疗已经严重感染。
炊事班煮了稀粥，但这些人的肠胃已经退化得厉害，刚吃几口就吐了出来。
刘干臣拉着连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14年的经历。
当他说到徐策牺牲、余泽鸿战死、其他战友一个个倒下的时候，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流泪的。
这些人在深山里等了14年，就是因为相信周恩来那句"一定派人来接你们归队"的承诺。
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
秘书把报告递给他，他看了几行之后，手里的钢笔突然掉在了桌上，墨水洒了一桌子。
这个运筹帷幄的领导人，这个身经百战的革命家，当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周恩来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眼眶通红。
他让秘书立刻给西南军区发电报，要求务必全力救治这些战士，给他们最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安排。
他还专门批示，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革命英雄，他们用14年的坚守证明了对党的忠诚。
那个叛徒王逸涛也在1950年被抓获。
这个家伙投靠国民党之后一直在川南当特务，解放后还想混在老百姓里逃脱。
有人认出了他，向解放军举报。
审判的时候，王逸涛还想狡辩，但人证物证俱在。
法庭当庭宣判，以叛变罪和谋杀罪判处王逸涛死刑，立即执行。
那张任命书后来被送到了北京，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编号001267。
这张发黄破损的纸被装在特制的展柜里，上面详细标注了它的来历和背后的故事。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个展柜前停留，透过玻璃看着这张纸，想象着那14年里发生的一切。
幸存下来的这十几个人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国家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提供了住房和医疗保障。
刘干臣被安排到地方政府工作，其他几个人根据身体状况分别安置到了合适的岗位。
他们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不用再躲在深山里过野人般的日子。
这些老战士每年都会聚在一起，纪念那些牺牲的战友。
他们会说起徐策司令员，说起余泽鸿政委，说起那些在14年里一个个倒下的兄弟。
虽然原件已经被收藏起来，但那张纸的影印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就放在床头最显眼的地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信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能让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活下去。
那400个战士接受任务的时候，没人想过要14年后才能归队。
周恩来说那句话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承诺要用这么长时间来兑现。
一张纸，一句话，支撑着十几个人在深山里熬过了5000多个日夜。
这份坚持和信任，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难想象那种绝境，但那张发黄的任命书还在博物馆里，提醒着我们这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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