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妻子进京找儿子，抱怨升官不认娘，将军丈夫转身泪崩：瞒了你整整6年，那两座荒坟早长草了
一九四九年的冬天，北平城里那是相当热闹，满大街都是庆祝新中国的锣鼓声。
但在华北军区卫生部殷部长的家里，气氛却冷得像冰窖。
好不容易从沦陷区找回来的媳妇谷惠芳，这会儿正憋着一肚子火，指着殷希彭的背影问：“是不是当了大关，俩儿子就不认我这个要饭的娘了？”
她怎么也想不通，仗都打完了，为什么大儿子、二儿子连个信儿都没有？
殷希彭死死抓着窗台，指节都发白了。
这位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硬汉，这时候根本不敢回头。
他怕自己脸上的肌肉抽搐，怕控制不住情绪。
因为这个秘密，他已经独自背了六年，甚至可以说，是生吞了六年的玻璃渣子。
这哪是什么善意的谎言，分明是一个父亲嚼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血泪。
当他终于转过身，声音抖得像风里的落叶：“不用等了。
老二走在民国三十二年的春天，老大走在同年的秋天…
都六年了。”
这一瞬间，谷惠芳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了一样，瘫在了椅子上。
前一秒她还在怪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还在琢磨晚上吃啥团圆饭。
下一秒，现实直接给了她一巴掌：那根本没有什么“忙得回不来”，只有两座长满了荒草的土坟。
她没立刻哭出来，而是张大嘴，喉咙里发出那种类似风箱坏了的“嘶嘶”声。
过了好半天，眼泪才把脸上的灰冲开。
她发疯一样捶打丈夫：“你怎么才告诉我？
为什么骗我啊…
殷希彭一动不动，任由拳头砸在身上。
他能怎么说？
那时候老婆带着小儿子在日占区讨饭、逃难，心里全靠着“一家团圆”这点念想撑着。
如果当时就告诉她两个大儿子都没了，这人当场就得疯，根本活不到今天。
这事儿吧，要是把日历翻回到1938年，你就知道这家人有多不容易。
那会的殷希彭，压根不是穿军装的。
他是河北医学院的大教授，留洋回来的医学博士。
在那个年代，这种级别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宝贝疙瘩。
日本人占了保定后，拿着委任状上门，让他当“教育厅长”，只要点个头，金条、洋房随便挑。
但这人骨头硬。
他看着日本人送来的“大礼”，直接就把路给走绝了：带着学生和医疗器械，一头扎进了太行山，跟着八路军干革命去了。
白求恩见到他的时候都惊了，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的游击区，还能碰上这种顶级的病理学专家。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有股子倔劲，为了不当汉奸，放着舒坦日子不过，偏要去钻山沟吃土。
受当爹的影响，殷家的两个儿子，殷子刚和殷子毅，也先后参了军。
那时候老大才18岁，没沾老爹一点光，从通讯员干起，硬是靠自己在前线拼成了教导员。
到了1943年，这日子是真没法过了，日本人搞“大扫荡”，那是见人就杀。
在攻打阳泉火车站的时候，老大为了掩护战友，跟鬼子拼刺刀，血流干了才倒下。
消息传到卫生部的时候，殷希彭正在给学员上课。
通讯员递电报的手都在抖，殷希彭看了一眼，脸刷一下就白了。
但他只是摆摆手让通讯员出去，在讲台上愣了一分钟，愣是把剩下的半堂课讲完了。
谁知道，老天爷似乎觉得这折磨还不够。
仅仅过了几个月，还是1943年，秋天反扫荡。
二儿子殷子毅，那个跟在他身边做司药的孩子，在转移路上被包围了。
这孩子也是刚，死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药箱子，那是部队的救命药，比命都值的。
一年之内，没了俩儿子。
这一年，老天爷把这个家庭的天灵盖给掀开了，连个喘气的机会都不给。
作为一个父亲，这基本上就是灭顶之灾。
但他不能倒下，他是全军区几千号医护人员的主心骨。
更要命的是，他知道在沦陷区流浪的老婆还等着“团圆”呢。
于是，他编了这个长达六年的谎。
每次有人从沦陷区带来老婆的口信，问“瑄儿和珊儿咋样”，他就咬着牙回信：“在前线呢，立功了，忙得很，别挂念。”
多少个晚上，他自己对着两张黑白照片发呆，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白天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地救死扶伤。
直到1949年这一面，实在是瞒不住了。
那晚之后，殷家堂屋多了张小桌子，供着两张照片。
谷惠芳再也没提过那两个名字，她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疼爱剩下的小儿子身上。
后来1955年授衔，殷希彭成了极少数的“博士将军”。
大家只看得到他肩膀上的金星闪闪发光，那是对他救了无数战士的肯定。
可这枚勋章背面，那是两个年轻后生的命，是一个母亲八年的流浪，和一个父亲六年孤独的沉默。
1974年，殷希彭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临走前也没再多提当年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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