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天，汪伪政权的特派员严济南在南通最大的销金窟里醒过来的时候，脑瓜子嗡嗡的。
他在宿醉中稀里糊涂签了一张验收单，确认南通有一支“皇协军第七师”，兵强马壮，足足一万五千人。
这事儿要在今天，这就好比拿着冥币去银行存钱，关键是行长还真给盖了章。
严济南哪怕只要去营房溜达一圈，就会发现这纯粹就是扯淡——哪来的一万五千人？
那花名册上的名字，全是师长施亚夫让人连夜照着上海电话号码簿抄下来的。
更绝的是，这笔骗来的巨额军饷，转手就成了新四军手里打鬼子的真家伙。
要想把施亚夫这人聊透，咱们不能按教科书那样从头说。
因为这哥们的人生，压根就不在正常轨道上。
时间倒回到1937年8月24日，这才是他“开挂”的起点。
那天南京老虎桥监狱被鬼子的轰炸机炸了个大窟窿，本来是死囚的末日，结果成了23岁施亚夫的重生点。
当时别人都吓得乱窜，这哥们倒好，在一片火海里顺手抄起把斧子，对着迎面撞上的一个落单日军少佐，照着脑门就是一下。
这一斧子下去，不仅劈死个鬼子，也把自己从“囚徒”劈成了战士。
那种在绝境里敢玩命的狠劲，注定了他后来在敌营里能混得风生水起。
回到南通后，施亚夫也没急着找组织，而是先搞起了“原始积累”。
他深知乱世里枪杆子才是硬通货，于是上演了一出出空手套白狼的好戏。
那时候到处是国民党溃兵，他就脱了长衫换军装，装成大官把人家的枪给收缴了；纺织学院军火库没人看守，他带人夜袭搞了四十八条步枪。
乱世里，这就叫天使轮融资，全是凭本事忽悠来的。
等到粟裕和叶飞注意到这支南通的“野路子”武装时，施亚夫手里已经有了让日伪军都头疼的资本。
新四军首长眼光毒，没收编他，而是让他带着人，“合法”地变成伪军，去敌人肚子里闹腾。
这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荒诞的“电话簿造军”。
施亚夫太懂汪伪那帮人的德行了，好吃好喝好招待，把特派员严济南伺候得找不着北。
至于兵力核查？
不存在的。
几百号游击队硬是被吹成了一万五千人的正规军。
拿到“伪七师”的番号和补给后，施亚夫可没闲着，他把情报工作做绝了。
1942年冬天南坎会议那次，简直是他在刀尖上跳舞的高光时刻。
日军制定了包围圈，新四军内部还出了叛徒，情况危急得不行。
施亚夫把情报塞进香烟盒的夹层里，派心腹骑兵玩命狂奔送出去。
正是这张带着烟草味的小纸条，让粟裕紧急调整部署，除了管文蔚那边稍微有点麻烦，新四军高层全部安全转移。
这一把，不仅保住了苏中抗战的火种，也让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第一次觉得不对劲，但又抓不到把柄。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早晚要炸。
到了1943年春末，这种微妙的平衡在石港码头被打破了。
当时日军山本大队要去偷袭掘港的新四军，施亚夫奉命“协同作战”。
这简直就是送命题：帮日本人打是汉奸，不打就暴露。
结果施亚夫玩了一招“队友伤害”，故意让部队在石港跟日军抢道，甚至制造摩擦直接开枪互射。
一场偷袭硬生生演变成了日伪军的“内讧”。
远处海堤上的陶勇一听这动静，立马就懂了这位老战友的意思，带着人撤了。
事后施亚夫还一本正经地找日本人抗议“误击”，把水搅得更浑。
这种心理素质，放到现在那就是奥斯卡影帝级别的。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行了，小林信男准备对伪军进行大清洗。
施亚夫嗅觉多灵啊，立马启动起义计划。
1月5日那个冬夜，炮火为号，灯笼指路，两千多名全副武装的“伪军”浩浩荡荡开进新四军防区。
为了迎接这帮特殊的战友，老百姓在路口摆满了热腾腾的面汤。
这碗面汤喝下去，几年的骂名就算洗干净了。
起义完了，施亚夫还做了一件特别杀人诛心的事。
他给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写了封信。
信里没骂娘，就问了一句：你是中共一大代表，当知民族大义。
据说陈公博看完这信，半天没说话，最后默默锁进抽屉里。
这封信，比任何子弹都让那个傀儡政权觉得寒心。
从死囚到游击队长，从“伪军师长”到抗日英雄，施亚夫用了七年。
他的故事告诉咱们，那个年代不光有正面冲锋的勇士，还有像他这样在黑暗里潜行的孤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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