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以百姓之痛苦为痛苦，以百姓之福利为福利。”蒋介石这句写在1924年黄埔军校训词里的话，时隔二十年后阴差阳错下却成为了对自己最大的嘲讽。1942年河南大饥荒饿殍遍野时，他在重庆官邸对灾情报告置若罔闻。
你要说蒋公没钱的话，多年前为了收买粤军将领余汉谋倒戈，却能毫不犹豫拨出200万大洋。虽然说 1942 年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对于重庆的老蒋来说，高层的日常支出足够对灾区情况进行缓解。
但是此时的河南对于老蒋来说明显没有什么切身的利益，于是中原腹地不仅遭受日寇侵略，还要被自己人伤害。
荒唐东南
再说回来余汉谋吧。
1936年所谓的南天王陈济棠揭竿而起反蒋，此时手握粤军实权的余汉谋成了蒋介石想要重点突破的关键环节。
银弹攻势对于老蒋来说明显已经是驾轻就熟，于是蒋介石一边用高位进行引诱，同时颇为大手笔砸下200万大洋的重金。在这样货真价实地真金白银和官帽子的诱惑下，余汉谋也是最终做出了抉择，他当即决定投蒋，这也导致一开始轰轰烈烈的两广事件草草收场。
对于余汉谋来说，跟着陈济棠自己充其量也就是在广东做一个二把手，而且就当时的形势下，陈济棠的反蒋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自己要是跟了蒋介石，那么自己这一关键时期的投名状足够有分量，蒋公也必然不会亏待自己，自己到时候就会成为新的南天王，怎么看这都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厚此薄彼
蒋介石的心中自有一笔账，对于他来说，钱就是应该花在刀刃上，拉拢余汉谋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军阀就是有用的，其他地方自然就是可有可无，能省就省。
和老蒋这般挥金如土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他在 1942 年对于河南大灾中表现出来的冷血和绝情。
这一次的河南大灾，说是天灾，其实更多是人祸造成的。河南一直就是靠天吃饭的典型代表，尤其又是在生产手段比较落后的时候，基本上老天安排，百姓无奈。
持续的大旱让河南地区收成下降，这也导致了持续的粮荒，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时河南地区还在遭受日军的侵略和重庆政府的压迫，国军疯狂压榨地方财富，整个中原地区可以说是民不聊生。
大灾之年，重庆拨付的有限的赈灾款被各级官员层层克扣，然而军粮征收反而变本加厉，甚至有官员虚报灾情骗取拨款中饱私囊。
外国记者白修德在灾区亲眼见到饿殍堵塞道路、灾民易子而食的惨状。然而这血淋淋的真相却被蒋介石仍以“夸大其词”为由拖延救援，最终导致300万河南百姓死于饥馑。
同样是动用财政资源，200万大洋能为笼络盟友瞬间调拨，数千万灾民的救命钱却迟迟不到位，难道灾民的性命，竟比不上一个地方将领的投诚？
一声叹息
余汉谋在投靠蒋介石后主政广东多年，凭借蒋的支持也稳固了地位，但却也在安逸中消磨了斗志。
1938年广州沦陷时，手握重兵的余汉谋未做有效抵抗便率部撤退，致使华南重镇落入敌手，舆论哗然。
面对朝野指责，蒋介石虽未将其革职，却也逐渐疏远。此时的余汉谋已失去利用价值，既无法再为蒋介石牵制地方势力，又因战败暴露了无能，昔日的“功臣”沦为“庸将”，境遇一落千丈。
对比同样曾为蒋介石效力的胡宗南，因始终镇守西北战略要地而备受倚重，余汉谋的失势再次印证了在蒋介石的棋盘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旦棋子失去作用，被弃置便是必然。
蒋介石一生笃信枪杆子与金钱的力量，却始终不懂，民心从来不是可以收买的商品，也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累赘。余汉谋式的投机者能换来一时的权力稳固，却换不来长久的执政根基；对灾民的冷漠能省下一笔赈灾开支，却会失去支撑政权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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