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广西边境的空气里全是硝烟味。
前线指挥部的步话机突然“滋滋”作响，紧接着传来一阵让人头皮发麻的嘶吼，那声音哪怕隔着无线电波，都能听出嗓子已经喊破了：“请求炮火覆盖！
坐标XXX，重复，坐标XXX，立刻开火！”
后方炮群的指挥员捏着听筒的手都在抖，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他在地图上一比划，脸都绿了——那坐标分明是我们自己的阵地！
是指挥员所在的位置！
那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旁边的参谋下意识地回问了一句：“确认坐标？
这是要打你自己吗？”
步话机那头没有丝毫迟疑，只有更猛烈的一声咆哮，伴随着背景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向我开炮！
别管我，敌人上来了！”
几分钟后，铺天盖地的炮弹砸向了那个岌岌可危的高地，将那个坐标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悲壮的一幕，像极了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经典桥段。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并不是电影，而是血淋淋的现实。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在绝境中把自己当成诱饵、甚至准备同归于尽的指挥官，身份竟然如此特殊——他的父亲，是当时位列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开国将军李德生。
那时候的炮弹不长眼，更不管你爹是谁，唯一的特权就是拥有“优先牺牲权”。
这事儿要是放现在，估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剧本不对啊”。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权倾朝野的“顶级官二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但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偏偏选了一条最“笨”、最要命的路。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时钟拨回到六十年代初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
那时候大家肚子都瘪，哪怕是住在军区大院里，饥饿感也是公平的。
有人在院子里见过十岁的李和平，正蹲在破木板前，小心翼翼地抠南瓜籽。
为啥？
因为母亲说了，这玩意儿晒干了能煮汤喝，能顶饿。
堂堂军级干部的家里，也得靠南瓜汤度日，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李德生当时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不准搞特殊”。
这五个字，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像紧箍咒一样勒在李和平的脑门上。
李和平的青少年时期，其实过得很“憋屈”。
别的干部子弟可能多少有点优越感，他却因为这层身份背上了更重的包袱。
有一次跟邻居家小孩打架，人家一句“将军儿子耍威风”把他怼哭了。
李德生知道后，没有安慰，反而冷冷地扔下一句：“你要是将来能像我当年那样，自己上战场打出个身份来，自然没人敢说你耍威风。”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进了李和平的心里。
高中毕业那年，李和平背着个旧帆布包就去了部队。
按理说，父亲当时已经是军队核心领导，哪怕不打招呼，下面的人稍微“会来事儿”一点，李和平的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
但怪就怪在李德生的名声太响，“家教太严”成了全军尽知的事。
这反而成了李和平的“紧箍咒”。
连队干部没人敢照顾他，甚至为了避嫌，还得对他格外严厉。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李和平在基层连队熬了整整八年。
这是什么概念？
当年的义务兵役制，三年就是一个轮回，他送走了好几批老兵，连他带过的兵都提干了，他还在原地踏步。
入党申请书递上去，连队觉得他表现好想通过，结果报到团里，政委一看名字，直接驳回——理由简单粗暴：“李德生的儿子，要求必须更高，还要再考验。”
这一考验，就是四年。
在那个年代，这种近乎洁癖的政治自觉，就是把“拼爹”变成了“坑爹”，只不过坑的是儿子自己。
李和平结婚的时候已经是营长了，手里居然连办喜事的钱都凑不齐。
他硬着头皮跟家里张口借钱，结果等来的是李德生的一封批评信，说他有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搞排场。
最后婚是结了，彩礼没有，酒席是一桌家常饭，唯一的“奢侈品”是父母送来的两床棉被。
这八年的基层磨砺，把李和平身上那点可能存在的娇气磨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像石头一样硬的骨头。
这也为他在1979年那场生死抉择埋下了伏笔。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夕，李和平已经是12军36师106团的副团长。
说实话，到了这个级别，又是将门之后，只要他不主动请缨，完全可以留在后方指挥部出谋划策，没人会说他半个“不”字。
但他不但去了，还专门挑了最危险的突击任务。
那是战斗打响后的攻坚阶段，106团啃下了一块硬骨头——代号“A型工事”的越军高地。
但这块骨头不好咽，越军的反扑极其疯狂。
敌人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从三面包抄上来，切断了李和平突击队的退路，也切断了增援。
那时候通讯时断时续，弹药即将耗尽，李和平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
那一刻，摆在李和平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撤退，放弃阵地，保全性命，但这意味着之前的牺牲全部白费，敌军会重新控制制高点，对后续部队造成毁灭性打击；要么死守。
但怎么守？
敌人已经摸到了眼皮子底下，手榴弹都能扔进战壕了。
李和平做出了那个让所有人胆寒的决定。
他带着剩下的战士退入敌军留下的坚固掩体，然后抓起步话机，呼叫炮火覆盖自己所在的坐标。
那句“向我开炮”，不是一时冲动的血勇，而是一个职业军人在绝境中计算出的唯一胜算——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赌的是掩体的坚固程度，赌的是敌人在开阔地上会被炸得更惨。
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时，敢把自己当成最后一块铺路石的人。
当炮火终于停歇，高地上一片死寂。
硝烟散去，满身是土、耳朵里流着血的李和平第一个冲出了掩体。
被炮火炸懵了的越军残部怎么也没想到，这群中国人居然没死，还要反冲锋。
那场战斗，李和平带着兄弟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彻底把敌人打崩了。
阵地守住了，但他也倒下了，小腿中弹，肌肉被炸裂，被抬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昏迷。
这件事在当时的前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大家震惊的不仅仅是那种同归于尽的勇气，更是得知这位“敢死队队长”身份后的那种复杂情绪。
人们常说“将门虎子”，但真正看到一个将军的儿子在泥坑里流血、在炮火下求生时，那种冲击力是任何说教都无法比拟的。
后来，李和平被评定为一级伤残，也因战功晋升。
但他那句“向我开炮”，远比他的军衔更让人铭记。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瞬间，他剥离了所有父辈的光环，甚至剥离了生的希望，只剩下一个中国军人最纯粹的本能。
如果李和平是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在那炼狱般的战场上，恐怕早就枯萎了。
正是那八年的“被压制”、那“不准搞特殊”的家风，才锻造出了一个能在生死关头吼出“向我开炮”的铁血军人。
那场仗打完后，李和平落下了一身伤病，晚年走路都有些跛。
但他从没抱怨过，只是偶尔提起那个坐标时，眼神还会突然锐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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